陆也

书桌上有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算盘，外框由上好红木镶成。中间偏上的地方有一根横梁，十三根直柱贯穿其中，这些柱子叫作竖档，每个竖档串有七颗珠子。横梁下面五颗，每颗代表“一”，上面两颗，每颗代表“五”。算盘四个角和竖档都包着高端贵气的铜皮，只是在时间的侵蚀下青铜锈迹斑斑，没了儿时见它时金灿灿的模样。算珠上也有多处缝隙开裂，拨动时少了往日的清脆润滑。而算盘反面框上刻着的我的名字，还依稀可见。

这算盘是五十多年前，父亲刚从部队转业时买的。手指抚过一颗颗圆圆的算珠，父亲一生的点点滴滴在我心里缓缓流过。

父亲出生在农村，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父亲排行最小，从小乖巧，是兄弟姐妹中唯一读过书的。当时农民干农活记工分，大队会计是村里为数不多可以不下地靠扒拉算盘珠子的活计。年少的父亲把学好一手算盘当作改变命运的头等大事，他找了村里的支书学打算盘，一学就是五六年，整天在那副公家的旧算盘上练着“三下五除二，四下五去一”，从不觉得枯燥无味，而是充满了希望。父亲一生都是这样一个专注又满怀希望的人。

后来父亲初中毕业，十九岁的他去当了兵，踏上保家卫国之路。算盘的手艺不能丢，哪怕部队里没有算盘，他每天睡觉前都要把算盘口诀背上几遍。父亲转业时，毫不犹豫选择去家乡的供销社当会计，成全儿时的梦想。

父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可到供销社工作不久，就花两个月的工资买了这把算盘，在当时算得上奢侈了。儿时的我喜欢在这把算盘上瞎拨瞎玩，父亲每次都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这是传家宝，以后你嫁人要带上的。”

那时我每天放学回家，一走到供销社楼道的转角口，就会听到二楼办公室里父亲噼里啪啦清脆的算盘声，那是父亲在算供销社一天的流水：土产部的进账、杂货部的进账、菜场的进账………

我踮起脚尖，推开办公室最东边那扇窗，唤一声“老爸”，父亲听到了，手停在算盘上不动，抬起头，朝我微微一笑，又继续用指尖拨动算盘，发出“得得得”的声音，现在回忆起来，我才知道什么叫认真的男人最可爱，而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至今在我脑中回响。

有时，我会趴在父亲对面的长凳上，趁其不备，这里添上一颗珠子，那里减掉一颗珠子，害得父亲“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只得重头计算。有时，我把书包往窗台上一丢，歪在办公室外长条竹椅上等父亲，等听到算盘算完后合盘的“咔嚓”一声，就知道父亲的账算完了。更多的时候，我会在等待中睡去，也不知道等了多久，等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父亲就会在我耳边轻轻拨一下算盘，我笑着醒来埋怨道：“爸爸怎么这么晚？我饿了。”父亲便会笑着说：“你回家练一刻钟打算盘，爸爸正好做晚饭。”

于是，父亲拿着我的书包，我斜角背起他的算盘，再把皮带往腰里一扎，活脱脱像一名神气的女战士。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记忆中，一路上我们爷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父亲说：“书包这么重，里头一定有小人书。”我则叮嘱他：“爸爸要好好保管算盘，等我长大了要留给我用的。”

有一次回家后，我把算盘放在书桌上，娴熟地用双手打着算盘，想博得父亲的一声夸赞，只见父亲拿起算盘，往空中猛地一扬一抑，横梁上下的珠子竟然全部各就各位了，然后将左手按在算盘上，大拇指一勾，三根手指上下翻飞，数声脆响后，他要的数字就出来了。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右手打算盘，左手扶算盘，用心打完再落笔。大拇指往上推时要干净利落，食指往下拨时要稳扎稳打，中指辅助时也要清脆有声。整个运算过程不骄不躁，就如做人一样。”从此，我再不敢沾沾自喜。

练完打算盘，父亲总会端一碗蛋炒饭到我的小书房，满心欢喜地对我说：“丫头，先吃一口蛋炒饭，练好算盘以后有饭吃。”

在我十八岁那年，父亲选择在七一节时让我在供销社开始实习，父亲手把手教我的一手算盘功夫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其实，那个年代的供销社柜台已用上了计算器，可是父亲断然不能接受用手指摁一下就出数字的机器，他屡屡怀疑计算器会出错，只有打算盘算出来的数字才会精准。我为了讨父亲欢喜，只要父亲在，每一次有小生意，我都会潇洒熟练地打起算盘。每逢如此，年长的顾客都会称赞一句：“小小年纪会打算盘的已经不多了。”父亲听了，总是满心欢喜。

父亲去世已有五年，父亲晚年常有病痛，每每精神好些，便会拿出算盘仔细拨弄，专注的样子仿佛是一个少年在学用算盘。书桌抽屉里留有一张我当时写的便签，上面写着：多情应笑我，还藏少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