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记忆

父亲是位裁缝师傅

张裕新

老父亲是在新冠疫情来之前不久走的，至今还不到三年。老爷子走后，老宅他房间里的陈设除床上的东西整理掉外，其余的至今也没动过。靠南墙壁的那台缝纫机格外引人注目，缝纫机的台面是黄色的，历经岁月的磨砺，除了边缘的油漆稍有脱落外，其余的地方仍完好无损。那台缝纫机在老爷子离世前一个月他也曾用过，机头还露着，上下线仍穿好，传动带还上着盘，只是台面上有点灰尘。旁边有一张写字台，桌上玻璃下压着一张老爷子86岁那年还在缝纫被套的照片，他那娴熟的缝纫技术，踩踏缝纫机时的优美姿势和咕嘎咕嘎的噪音……一个个画面，直勾起我对老爷子当裁缝师傅时的回忆。

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小村庄。从我懂事起，老爷子就是当地有名的裁缝师傅，还带了不少徒弟，南北三埭、四邻八舍都到我家来做服装，当时加工费上装每件五角，裤子每条两角，鞋圈每双三分，平时欠账年终结算。老爷子缝纫是好手艺，但主要负责裁剪，最大两个姐姐搞缝纫，老母亲专门缝钮扣。特别是换季和春节前，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两个姐姐把两台缝纫机对碰，中间放一盏煤油灯，通宵达旦是经常的。两台缝纫机发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犹如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煤油灯下，我们一边在做家作，一边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母亲飞快地穿针、引线、缝制，有时她实在疲倦了稍打个瞌，抬起头又继续了。虽说自己家里搞缝纫，但我平日穿的衣服都是上面哥哥不能穿的“二手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穿上自染的老布衣。衣服褪色了，父亲再反面改正面让我继续穿“新”衣服。70年代中期，父亲入了党，率先在大队里办起了综合社，几户有缝纫机的开始实行联营。从此以后，从裁缝开始发展，办起了以缝纫机为主要设备的大队皮件厂、服装厂。80年代后期，闲不住的老父亲到龄退下来后，又重操旧业，在三哥箱包厂里开设了服装车间，主要生产呢大衣，产品靠设摊自销或送商场委托代销。由于父亲的辛勤劳作、忙碌奔波，老爷子手头略有宽裕，80年代里我弟兄五个相继建房成家立业，四个当上了公务员，一位当上了企业主。再后来父母挣到钱后，自己养老请保姆，老母亲先走，老爷子九十高龄也离开了，他们从未向子女伸手过，反而稍留有结余。

父亲是一位裁缝师傅，家里有缝纫机，曾为我贫乏的少年时代增添几许喜悦和美丽。记得小学时，老师每学期要学生填家里“三转一响”数量，在那个年代，我填上家有2台缝纫机感到很神气。一次语文老师教到一个“熨”字，在解释意思时，同学们都不理解，后来老师说：“这个熨字可组词‘熨斗’。”这个东西全班只有我家里有，当时我心里十分开心，仿佛老师在表扬我。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稀为贵，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那个年代，学校要收书杂费，每学期四五元，农村学校因生活条件差交款及时的少而又少，大部分同学被老师再三催促，才勉强交上，有的甚至学期结束还欠费，不得不等待学校贫管委审核减免。而我交费不快不慢，每次向父亲要学费时，父亲开给了我一份裁缝欠账收款明细，叫我拿着单子到欠账的户头去上门收款，收到后用以交学费，收不到就一直拖下去，收过头的要结余上交。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什么叫应收款？要账有多少困难？学会怎样沟通？我的少年时代，平时手头没有零化钱，父亲叫我每天早晨在扫地时收拾好裁缝时剪下的布角头，集满一篓后星期天到镇上生产资料部出售，每次弄个几角钱，用以购买学习用品或连环画等。有一次，村里来了一个破布儿换斫糖的“货郎担”，我偷偷地拿着废布角去换斫糖，被我父亲发现后一顿咒骂，事后才知道裁剪下来的新布角与破旧布的收购价格是不同的，“货郎担”将新布角以破旧布折换斫糖占我们小孩子便宜。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精打细算，开源节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

时间一晃过去了，清楚地记得自己曾喜欢坐在父亲的缝纫机脚踏板上，一边摇摆屁股，一边吃着东西。而今自己从村里、乡里直到市里，一步步走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平日一回老家，只要看到那台缝纫机，就思绪万千。她既是父母勤劳持家的工具，也承载着太多时光的记忆和岁月的变迁。她从物质匮乏、生活节俭的那个年代一直伴随我们全家人风风雨雨、寒来暑往五十载，她不仅已成为我们家庭中永不生锈的一员，而且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永记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