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笔下爱钱如命的“葛朗台”，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镇江市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就是个“葛朗台式”的贪官，他一方面节俭至极，宁可坐2个多小时的公交到乡下去买豆制品;另一方面，他又把持审批权，大肆受贿195万多元。 最近，朱冬生被镇江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7月13日《扬子晚报》)

节俭至极，倒是在贪官队伍里有些违和感，更多的贪官习惯于进高档会所，养情妇，甚至二奶、三奶不断，奢侈淫逸，虽然有些贪官为了迷惑他人，也把伪装自己得很清廉，给人的表现是节俭节约，但实际上他们生活骄奢淫逸，节俭形象，不过是表面而已。但从报道来看，朱冬生的生活却是表里如一地节俭至极，这点倒是令人称奇。因为大凡贪官，来钱容易，而又怕钱多夜长梦多，多找一些花钱消费的渠道，甚至能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于是养情妇，包二奶，不惜一掷千金，有的出境豪赌，大肆花钱，这都是我们习见的贪官形象，朱冬生的案例，就显得有些“反常”。

虽然如此，我觉得媒体报道其是“葛朗台式”的贪官，倒有些不妥，朱为了省钱，不开车去乡下买豆制品，却坐2个多小时公交去买，在朱冬生东窗事发被收押后，检察官发现，朱冬生家属给他送的两件换洗衣服，衣服都掉色严重，而且领子都磨得毛边开线，检察官由此得出“朱冬生确实吝俭到了极致，对自己都小气到家。”官员没有官架子，坐公车出行，更节能环保，也能缓解交通拥堵，穿旧衣服，也是节俭好习惯，难道就因为他落马了，连好事也能变成抹黑他的坏事?这些难道不都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吗?

当然，朱冬生是贪官，但从他贪污金额来看，不到二百万，与其他动辄数千万、上亿的贪官来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朱高消费，他的贪欲会不会更大?当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贪欲与消费就必定成正比。但我们应该分清是非，也应该丁是丁，卯是卯，朱冬生是贪官，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必要为他辩护，他受到法律的严惩更是罪有应得，但不能因为他是贪官，就给他贴上标签，将一切恶名化。

一些媒体对坏人喜欢实行“批倒批臭”的做法，非黑即白， 似乎不如此则不足以彰显其负面形象，树立负面榜样，达到教育与警醒世人的目的。挖掘贪官恶行，自然是为了反思反省，总结教训，警示社会，但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颠倒是非，指鹿为马。

当然也应该看到，朱冬生贪污大量公款，是对公款的极大浪费与贪渎，他的节俭与中央号召的厉行节俭，反对浪费肯定不搭界。但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一个习惯于过艰苦生活的官员，却能对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毫不吝惜，豪取豪夺，如同一个贪得无厌的贪官，并没有贪污的“刚需”，只为了贪污而贪污，其中因由，是否是对权力的制约太失败了的原因呢?

                                         戴先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