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昌

启隆镇东依黄海，南与崇明岛毗邻，北与启东本土的沿江乡镇一衣带水。围垦前，因形如一条两头粗中间细的黄瓜，被称为“黄瓜沙”；又因与崇明岛毗邻，被称为“小沙”。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原本比较太平的长江入海口北航道，出现了“北坍南涨”的地理变迁。北坍，上游奔腾东下的长江水，凭借北深水泓道的有利条件，紧贴着启东本土南沿长驱入海，遂使沿江地带开始持续坍塌；南涨，随着北深水泓道水流日趋增大，北岸坍塌入江的大量泥土和水生植物，尤其是芦苇的根系，日夜不停地淤积到了相对平缓的崇明岛北沿，进而形成了潮来一片白茫茫，潮退一片芦苇荡的江海滩涂，即后来的永隆沙。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诸多因江坍失去家园的北沙百姓，自行来到这片处女沙地栽播芦苇、淤沙成滩、试种农作物，县农业局在此设立了芦荡办事处，有组织地开展人工栽种芦苇、促淤拓滩等活动，为后续的规模围垦开发奠定基础。

如今已然长眠在永隆沙上的刘建山、方明山、陆冠兵、倪成社、施宝祥、秦洪生、龚耀冲、顾志冲等8位老人，就是永隆沙上种青促淤、围垦造田的先行者。

每当潮水退去，开荒拓土的先行者们总会先去江边，背回一袋袋芦根，然后到沙滩上扒出一个个土坑种下。刚出工时，他们尚可躬身弯腰，时间一长只能在泥浆里爬行，手指、膝盖连同土坑上都留下了斑驳的血迹。

带血的播种，换来了永隆沙、兴隆沙上那一片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恶浪冲不倒、越长越旺盛的芦苇荡，进而成了后来的“开发区”。

1979年4月20日，永隆沙迎来了第一次，也是试探性的围垦。尽管这次的围垦面积只有240亩，但施工标准和工序流程都很严谨。工程地段处在四面环水、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物资匮乏的芦荡深处，工程项目既要垒筑江海大堤，又要挖掘河道泯沟，困难可想而知。施工过程中，民工队伍就地搭起了“环筒舍”，支起了“泥涂灶”，睡在芦柴铺就的地上，吃的是咸瓜腌荠老麦饭、玉米粞饭茄脚柄，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白天，民工们挑泥筑岸开河掘泯沟；夜晚，浑身泥水汗水刚入睡，又被长脚蚊子、蚂蝗和一种土名为“荡狗”的害虫叮咬得浑身都是肿块，民工们只得点燃芦柴，围坐在火堆旁取暖等天亮……

江心小岛孤零零，经常会受到台风、暴雨、大潮的三路夹攻。就在首次围垦期间，刚刚筑成的江堤，突然间又被风浪冲得东倒西塌，刚才还是热气腾腾的“泥涂灶”，转眼间不见了踪影，刚刚捧上饭碗的民工又被叫出去抢修险堤……

就在首次围垦工程结束不久，6号强台风在长江口登陆，31位场工没来得及转移，被围困在交通、通讯和供给完全中断了的兴隆沙上。幸好在废旧仓库里找来了十六七斤蛀黄豆。于是，他们就地支起了一个“泥涂灶”，用一只洗脸盆将豆子炒熟了分着吃，从而熬过了整整5天5夜的生死磨难。脱险后，大家创作了一首顺口溜：“强台风、大潮水，难兄难弟亲如一家人。炒黄豆、值千金，死里逃生勿用靠别人。”纯朴的浪漫主义精神，洋溢在风急浪高的长江口。

此后17年间，江心岛上的围垦工程又实施了17次，围垦面积由起先的三四百亩，逐渐扩大到了2000多亩。1996年是最后一次，工程地段在兴隆沙，围垦面积递增到了1万亩。市政府组织的1.2万民工，在一天之内横渡长江，登陆南岸的芦荡中、滩涂上。启隆乡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学校、商店、粮站、饭店和场工的家中，都住满了来围垦的民工队伍。没有借到住房的围垦者，只得在工地附近搭起一排排“环筒舍”、一副副“泥涂灶”，整个场面犹如当年的渡江战役。

在这长达4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江心小岛历经18次围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芦苇荡，现已成了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民营企业、居民社区、旅游胜地；原先的“环筒舍”和“泥涂灶”，早就更换成了高楼大厦和液化气灶；原先的“芦荡办”，历经数度行政体制改革，现已为启隆镇政府；原先的“小沙农场”，现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康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