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记忆

过年的记忆

王福荣

启东是个移民地，先民除了北部吕四一带属启东“土著”，有着千年的居住史，其余的都是清末民初从崇明、句容、江阴、张家港等地迁移到此，还不足百年。所以启东的过年习俗，落下了江南吴语地区的深深烙印。

移民的后代往往是不安分守己的，有股闯劲。改革开放的风一吹，父辈中的启东人凭着各种手艺出门挣活，所以在启东，从腊月初十往后，人们就开始翘首期盼在外打工的亲人、外地求学的儿女回家过年了。启东是个“建筑之乡”，有木工、泥瓦、机电安装手艺的人很多，一般都是到大庆、北京、新疆、内蒙古，可谓是山高路远、千里迢迢，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所以回家过年的心情迫切，家人的期盼心切。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话也极少，所以信上说要归来的日子，家人们便早早地来到车站、村口，在寒风中期盼，望眼欲穿。在一声声的汽车喇叭里，那一个个背着铺盖行李，拿着“吃饭家当”晃动而又熟悉的声影，会让期盼中的人们心跳加速。一家人的团圆，是启东人最期盼、最真实、最有价值的年味。

一到腊月，启东人就开始忙着蒸糕了。农家的糯玉米粉碎成粒后，再经过水泡一天，沥干后用机器打成粉。村民门会自发地集中在某一个农户家里，集体蒸糕，像一个个互助小组。有的专门负责去打粉，有的专门烧柴火，有的专门负责运输。身强力壮富有蒸糕经验的老师傅上灶蒸糕，而柔弱的妇女们一般做些筛粉、挤年糕、切年糕等轻活。那几天，从早到晚农家的老虎灶上柴火红旺，热气腾腾，糕香扑鼻。小孩子们挤在大人堆里，追逐嬉闹，分享着大人们的年味。刚出笼热气腾腾的糕倒在桌上后，女人们手上沾上些冷水，用力挤推纱布包裹着的年糕，使年糕收缩粘实，然后品尝着，点评着谁家的糕粘，谁家的糕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启东，一户人家的富裕程度从另一个侧面往往是看过年时哪家蒸多少笼糕的数量来衡量的，如哪一家蒸了一笼糯米红枣糕，那更是了不得了。

启东人在过年前还有炒蚕豆、花生的习俗，备在春节里有亲朋来访时作招待用。那时的农村经济普遍并不宽裕，就是过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就是再忙，也要抽空炒上十来斤的蚕豆和生产队年终时分的几斤花生，免得我在过年时眼馋别家的小孩。母亲炒的时候先在锅里放上黄砂或是盐，先炒热后再炒蚕豆或花生，这样不会炒焦，起锅后用筛子一筛，去掉黄砂或是盐，剩下的是黄黄脆脆、香气扑鼻的蚕豆和花生了。当然价格贵的花生要少一些，搀和在蚕豆里，然后放进一只小陶缸里，用草蒲盖封好以防潮。最后母亲还得把它藏起来，免得还未到过年我就全偷吃光了。还有的人家将地里收的红薯切成片、条，用开水汆过、晒干后炒成“炒番芋干”，脆脆甜甜，别具风味，也是过年待客的佳品。

在过年的前几天，杀鸡宰羊，到集镇上采办年货，忙碌异常，再不景气的人家也要割上几斤肉，买上一坛“启东老白酒”。鱼，一般是不需要买的，启东农村里有的是泯沟，到过年时拉网捕鱼，鲜活跳跃的青鱼、草鱼、鲢鱼让农家人乐开了花，每家分上个一二十来斤，快快乐乐过个年。

到了廿三小年夜，年味已很浓烈，能听到“年”的脚步声，看到“年”的门槛儿了。这顿晚餐，桌上的青菜烧豆腐不能少，那叫清（青）白。廿三夜与除夕夜餐桌上的鱼，一般是不动筷的，则意味着年年有鱼（余）。

正月十五晚上，小孩子们拉着“兔子灯”到处逛，拿着点燃的火把，四处点燃干草，欢呼雀跃，大声喊：年财、年财，大家发财！有个别调皮的则喊：年财、年财，我一个人发财！引得一阵无邪的哄笑。大人们在吃好汤圆、馄饨后，把面粉做成的小面团用芦苇竿插着，举着火把插在地里拜土地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

过去，农村社会经济不发达，大人们有时在过年时还愁眉苦脸，而我们小孩子们则最盼望过年了，有“狮子头”、“油豆腐”等荤菜吃；有亲戚长辈们“参”的压岁钱，可和小伙伴们打“砖板”或可买些心仪已久的玩具或鞭炮；还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穿上的、母亲熬了几个通宵做成的“捧襟”棉鞋；还有用新棉絮缝制的新棉布袄，保证我在大年初一一身新，而辛苦劳作了一年的母亲往往翻出压箱底的衣服将就着穿一下，现在想起来不禁有点热泪盈眶。

不知是长大了的缘故，还是社会普遍发展了，过年与平时并不显得有多大区别，所以，现在的过年少了当年的年味，只能偶尔在记忆的深处细细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