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记忆

老马识途

高德群

老马开会，常说：“我讲三句话。”我想，那会议该快结束了。然后这三句话，常常就变成一两个小时的抻面，软乎乎一锅，那时候的会议室没有空调，坐的是很硬的凳子，那样的会议，让当时刚参加工作的我开始怀疑人生。

老马的话，不是普通话，不是启东话，甚至也不是他老家通州方言。而是三合一，你能听懂部分，还有部分要靠猜。但是好在他讲话慢，有时见你一脸懵，他有耐心再重复一遍。

说起耐心，如果说老马是天下第二，那没人敢说是天下第一，这一点，我领教过多次。比如早读迟到，你一定会看见站在教室门口耐心等你来的老马。他见你来，也不批评，拍拍你肩膀，就慢腾腾走开了，留下你慢慢体会，体会。

老马老，满脸重叠的褶子，走路时一只手总端着，身体微侧。他办公桌上有张十多年前的照片，他对我说，那时候年轻。可我心里却觉得那时候也不比现在显年轻。他的衣服，恕我不敬，都挺老式的。总是一双布鞋。胡子是每天刮的，但没见过几次刮得干净的。出去办事，都是骑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后面跟着瞿秘书，也是一辆二八自行车，很旧的那种。连当年学校口号也是老气横秋的，叫做个：“定叫今年胜去年”。我敢打赌，没有哪个稍微大一点的学校有这么土气的口号。

他的搭档也都很老。副校长、教务处政教处总务处的老师，在当时的我眼中，都老，连大部分老师都很老。但奇怪的事就是，学校的成绩就是好，好得几乎没有质疑。

瞿秘书是最显老的一个，他很瘦，是那种皮包骨的精瘦，烟瘾大，几乎一支接着一支。上海松江人，说话间总蹦出上海方言。写字框架大，别人一行能写20个字，他老先生只能写10来个字。字如其人，他虽来自烟雨江南，从事的是谨细的秘书工作，但他性格中有极粗犷的一面。我也多次验证这一揣测：老马大多数情况下会比他的秘书早到办公室，然后帮他扫一地的烟蒂。但你往往不能简单地看穿一个人的生命。瞿秘书也有少为人知的另一面。我曾偶见他在办公楼下的音乐教室，神情轻扬的弹奏《九九艳阳天》，运指如飞，阳光照进来，他的身影和钢琴盖叠成一条美妙的弧线，一曲弹罢，见我在一边，便得意地咧嘴而笑，露出满嘴的黑牙。

现在回想起来，那批老同志很多当得起“多才多艺”这四字。陆老师是南大中文系的，写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常常一边写字，一边自我欣赏半天；杜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工作极细致，他居然能把毛衣打得比女同志还漂亮。

我刚刚进校工作的时候，正遇上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学校搞歌咏比赛，每个教研组都拿节目，领头的都是那批老教师，他们的音调和动作都如此的中规中矩，拿捏得恰到好处。在那一刻，他们变得活泼而富有朝气，流动的气韵周转在他们身上。那时候我们的工资还很低，但即使如此，我们的心灵丰满，充满激情和勃然生长的心态。

但是我几乎从没有见过老马露过什么绝活或者才艺，他每天很早起来，很晚回家，一直在校园里转悠，很少讲话，从不发火。

有次他端了个凳子，来听我课。我没有看见他，还是随便上。里面读错了个字音，自己也没在意。下课了，才看到他慢悠悠端着凳子走出教室。我追过去，说：“马校长，你提提意见。”他没回头，鼻音很重地回：“蛮好。”就走了。

回到办公室，和同事们说起此事，他们说，你得去老马办公室听他意见。我就去了。他难得一见地在抽烟，见我进去，让我坐下，把那个字写出来，我马上反应过来我当时错了，尴尬地呆着。他又说了遍“蛮好的”，就把烟掐了，看着我说：“备课，蛮费工夫的，得慢慢来。”我说知道了，他拍拍我肩膀，呵呵笑了。

我还听说有个老师为了工作调动，和老马吵架，唾沫飞溅到他脸上，他慢慢抹去，一声不吭。最后还是那个老师流了泪，道了歉。

我还知道老马有点惧内，在家里几乎没有大声，对两个女儿宠到无以复加。有时我感觉我们年轻教师也就是被他宠着的人，当时怨着他，觉得他烦琐；现在却怀想着他。

老马叫马锡清，是我的老校长。

一个好校长，也许真的不需要太多才华，不需要太多手段，只要如他，给人以信任和厚实感，如暖阳，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平时不觉其光辉，回想时，却倍感温暖。

有作家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老马就是这样，带给校园以爱和善良，让教师们自由而自觉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