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人把“媒人”称为“大红衣”，还有一个其他地方见不到的习俗：在婚礼过程中，活泼好事的年轻人喜欢给媒人涂“红胡子（红苏芽，特指男性媒人或女性媒人之夫）”。这似乎是“大红衣”的“題中之义”，是份所该得；这能给宾客带来阵阵欢乐与嬉笑。

早年，本人在黃海边挑泥筑堤的休息之际，有人将此问题问及一个见识较广的自称是谢灵运后代的谢氏老伯，此老正是大队的水利技术员；谢老伯略加思索，这么说道：

哎！媒人不好做呀，俗话说“包做媒人包养囝”，这倒罢了；还有的男方要“三包”，包女方是小娘（处女）呢……有一次，一个媒人给老朋友的儿子做媒，老朋友就提出这一要求。媒人拍胸脯保证：“包在老夫身上。”于是开玩笑说：“这就叫老公爹你去检验啦！”谁知老朋友竟然说：“这有何难！只要教儿子在当晚将一白丝巾放于婚床的新妇身下即可，若第二天染红，即小娘无疑。无红么，——”媒人口气一转：“好！若见红的话，我可要用‘红丝巾’涂你的‘苏芽’的呀”；男方之父说：“好！如不红，哪怕杀一条狗，也要用‘狗血’涂你的‘苏芽’……”

这谢老伯不像信口开河，似是有所依凭。但是，想必他是移花接木。“大红衣”与“红苏芽”的根因应当与这一故事无关。“大红衣”是“大红爷”变读后的替代写法，“红爷”其实是“红娘”的仿词。红娘本是《西厢记》中宰相小姐崔莺莺的丫鬟，他在张生与崔莺莺的婚姻中穿针引线，出谋划策，终使“有情人成了眷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人们把“媒人”称为“红娘”，于是男媒人即是“红爷”，“大”则表明是“大媒”。

“爷”字是可以读成“衣”字音的。本人小时候，常听父辈说某人喝酒脸红如“关老爷（读衣）”。五六十年代的“越剧”中，仍将“老爷”称如“老衣”，但“少爷”则一般不称“少衣”。

为什么有此音变呢？这应当是一种文化现象，类似于避讳的文化现象。关羽的崇拜，经民间与官方的迭加影响，逐步升级，渐至于“文圣”孔子相同的地位，成为“武圣”；宋元时已被当时皇帝封为“帝”。而“圣人”与“帝”就得不同于凡人，应有不同于常人的称谓，就如皇帝的名讳应当回避一样。而“老爷”则是民间的常称，“关老爷”又是千百年来的惯称，于是“一韵之变”改为“关老衣”，成关羽的专称。这“红爷”应当是占了“关老爷”的光了。

至于民俗中涂红媒人的胡须，应当这样解释：关羽的特征是“红脸”，媒人既然有一“红”字，又借用“关老爷”的“爷”的读音，更当有红脸之实，因此涂而红之；至于特别着重于胡子，“胡子”是“爷”的特征的缘故。

这里，我们得到语言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启示：避忌是音变的重要原因；音变是避忌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