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物质条件贫穷，文化资源匮乏，没有电视，没有录像，就连电影也很少。所以，业余文化生活枯燥。但那年代一支支活跃在广大城乡、街道、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给广大群众增添了业余文化生活的色彩，带来了快乐，营造了文化氛围。每当想起它，那乐而难忘的事仿佛就在昨天。

1969年，我于大江中学高中毕业回家务农。9月的一天，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宋建红找到我，邀请我参加宣传队，并在当晚参加他们的排练，我喜而应诺。当晚，我早早吃好晚饭跟着宋队长去大队排练室。排练室只是一间用土砖瓦垒起的较大陋室，没有桌椅，没有电灯，没有音响设备，但很洁净。室的一旁端放着锣鼓铙钹、一把二胡，还有一些自制的道具，如木枪、大刀、纸花等，这大概是宣传队的全部家当了。宋队长一进室就先拿出汽油灯，汽油灯即汽灯，是一种白炽灯。只见他将汽油灯底座里灌满洋油（煤油），然后向底座油壳里打气，使之产生一定压力，将洋油从油壶上方的灯嘴处喷射到石棉纱罩上，然后点火燃烧，那石棉纱罩就发出白色的亮光，把一个偌大的排练室照得通亮。一会儿，宣传队员陆陆续续到齐了，宋队长点名后首先把我向队员们介绍了一番，然后作了简单的排练安排，队员们就各就各位开始排练。我被安排到一个新的节目里参加排练，即表演唱《工人阶级有力量》，由于我在学校里也是文艺队员，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我的戏角。这支20来人的宣传队由各生产队的文艺爱好者、学校回乡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组成，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排练，没有报酬，有的只是吃苦耐劳、奉献苦练精神，宣传队的演出水平在全公社小有名气，每次公社有重大的文艺宣传活动或县里有文艺汇演，这支队伍总是榜上有名。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排练，两个小时的节目绰绰有余，有表演唱《我爱蓝色的海洋》《读毛主席的书》《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有独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北京的金山上》《南泥湾》；还有相声、快板、三句半。最时尚的是演样板戏选段，如《红灯记》里的“赴宴”，《沙家浜》里的“转移”，《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志荣打虎上山”等。有了节目，宋队长就利用晚上时间带领队员们到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演出。一到演出地，那里的群众也热情非凡，积极配合演出所需，选一块空旷场地，主动把家里的吃饭桌端出来，搭建戏台，再把芦苇编的帘子拿出来，将戏台三面围住，汽油灯一吊，整个演出场地通亮通亮。“咚咚锵……”锣鼓一敲，四面八方群众扛着凳子汇集过来，不一会儿，演出场地黑压压的一大片人。

在激烈的锣鼓声中，男女节目主持人健步走向戏台中央，亮开嗓子齐声报道：社员同志们，大家晚上好！新义公社二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东方红》（任何一个宣传队每次演出开场节目《东方红》，收场节目《大海航行靠舵手》）。全体队员统一服装，其服装就是男女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束皮带，手持道具，表情丰富，动作整齐上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随着动人的歌声和豪迈的旋律，舞台上彩扇滚涌，红旗飘舞，镰刀斧头高擎，那恢宏的气势，壮美的场面，拨动着观众的心。台下几百双眼睛注视着舞台，心中默念：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表演完毕，演员们有秩序地退场。接下来的相声、快板、独唱等节目，演员演得活泼娴熟，观众看得有滋有味。轮到我了，我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浑身是胆雄赳赳”的唱段，报幕员音落，我提着红灯造型上场，亮开喉嗓：“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我随歌词之意，用肢体动作和神态表情，准确地表演戏的情感，给人以一种美感，一种艺术享受。唱完回到幕后，一个观众上来翘起大拇指对我说：“你唱得真好！”最后一个节目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曲调明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感染了台下观众，他们也跟着唱起来了，场上一片欢腾。

之后，我们还利用广播进行文艺宣传。那时家家有广播，由此广播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于是，我们恰当安排时间，去公社广播站，利用晚上广播完毕后的时间，进行文艺宣传，如把好人好事编成快板，把农村的好景象编成顺口溜，还唱上几首动听的歌，虽三、四十分钟广播宣传，但深受群众欢迎。到了年底，文艺宣传队更忙了，公社管宣传的部门要求各大队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而且排上两个钟头节目。从腊月二十八到70年正月十五，每晚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演出，让公社社员欢度春节。几乎每晚，容纳近两千人的公社礼堂塞满了人，演绎着快乐的文化生活。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魅力！

1976年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渐渐解散了，但在那个时代她所拥有的魅力，是为当今人们所望而不及的，那团队的力量和奉献精神是后人学习的。一位伟人讲过，历史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多些快乐，但不能忘记过去，历史潮流中每一个精华也是当今的警世之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许是那个年代独特的精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