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德（右）和许世友将军合影
原《解放军报》社记者、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龚德（笔名枫亚）与世长辞的消息，使我感到十分痛惜。
那是因为，枫亚是一名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战士，又是一名难得的优秀记者、高产作家，更是一名乐于奉献、令人敬佩的共产党员。
那是因为，在长达60年之久的时空领域内，不管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险象环生的灾区里，还是在风平浪静的报社、写作室，他一直都在忘我地工作，夜以继日地采访、写稿，纵然积劳成疾，也不肯停笔。在87年的人生旅途上，他给人留下了近800万字的新闻、文学作品。枫亚逝世了，但他的作品还在，他的精神永驻！
在我的心目中，枫亚犹如一颗矗立在沃野净土上的大树，为人遮风挡雨；犹如一片深红色的枫叶在秋风中飘动，让人对他赞美不已。
枫亚，启东市向阳镇人，原名龚元仁，他于1945年春参加新四军，在浙东游击纵队当过文工队员、文化教员；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游击纵队整编为人民解放军陆20军60师，他当起师部《挺进报》记者、编辑，文艺干事。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为了表达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建功立德的心愿，他将姓名改为龚德（“功德”之意），可谓少年壮志不言酬。
后来的事实证明，龚德的改名自勉，没有让自己成为挂满军功胸章、受众人歌功颂德的战斗英雄，只是走向记者生涯、文学之路的起点，成了枫树上的一片红叶……
1950年初冬，龚德随同第一批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出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他一手拿枪，舍生忘死地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奋勇拼杀；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一手拿起笔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祖国人民和全世界，报道传递正义之师胜利的捷报和渴望世界和平的时代强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气势恢宏的《志愿军军歌》里，有着龚德他们血染的风采和笔墨的音符。
赴朝参战回国后，龚德废寝忘食、日夜笔耕，成就了中篇小说《向敌后出击》、《北汉江两岸》、《不可侵犯的人们》的初稿。作品初版发行前，出版社竟然遇上了怎么署名的新情况——龚德认为：笔下所写的都是值得歌功颂德的人和事，颂扬记者和作家该做的事情；以龚德署名，难免有贪他人之功颂已之德的猜疑，龚德（功德）之名，绝对不能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他说：作家，属于国家，作品该署笔名为好。
据知名作家、原《新华日报》记者、总编办秘书、南通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祖丁远同志介绍：龚德偏爱枫树，尤其偏爱那红色的枫叶，他将枫树喻为伟大的党和中华民族，自己是树上的一片红叶，亚于树桠，以此明示自己在人民中间的方位和奋斗目标……
从此，笔名为枫亚的小说集《军营之春》、《边防军的眼睛》、《大脚沙》三部曲，以及《售棉纪事》、《绸牡丹》、《凉爽的风》、《蹬“二等车”的大嫂》、《油灯和小主人》、《花城树市》为代表的报告文学、文艺剧本、新闻通讯、散文和诗歌作品，连篇累牍、一版再版，令读者掩卷回味，拍手称快,让遍布祖国各地的“粉丝”大呼小叫：“拜读枫亚的作品，纵然无功也是德。”
枫亚勤奋笔耕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被人歌功颂德——1955年，枫亚调入《解放军战士》杂志社当记者、编辑。1958年调入《解放军报》社，在记者、编辑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8个年头，采写了难以计数的新闻通讯、时政、文艺评论和文学作品。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大地震后，枫亚受报社领导的重托，只身奔赴灾区，报道军民联手抗震救灾的人和事。1977年，枫亚转业回到地方，担任南通市文化局副局长。同年八月初，河南发生特大洪灾，枫亚作为隔省的地方“文化官员”，却以作家的身份，要求上级领导批准他前往灾区参与抗洪救灾、采访写作。他说：“野战军60师，是河南抗洪救灾的主力军，作为60师的一名老兵，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和年轻的新战友共度安危、战斗在一起。”
由此可见，不管他是龚元仁还是龚德、枫亚，还是记者、编辑、作家、军人、地方官员，枫亚就是党和人民这棵大树上的一片红叶。
后记：1986年身为一名乡政府集体干部的我，在接待前来采风的作家枫亚时才发现，我与枫亚竟然都是在野战60师当过兵，是转业、退伍的老战友；不同的是：枫亚是战争年代的战地记者，军旅作家，写作刻钢板、印报纸；我是和平年代的侦察兵，整天玩弄短枪、匕首、望远镜，应付苦不堪言的攀登、泅渡、格斗训练；转业、退伍以后，枫亚是地方官员大作家，本人则是集体干部、特约记者。但是，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同之处，身份差别，初识之时两代人之间，就产生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共鸣，进而成了忘年之交。
在枫亚的指教下，本人由集体干部、业余通讯员“升格”为县市报职业记者、《江海晚报》驻县记者站站长，有些新闻作品、在全国和江苏省年度好稿评选中获奖；一些报告文学、散文作品，在《骄子》、《黄海浪》得以发表。
1990年秋，出身在启东的留美大学生李建刚，在美国被美国人驾驶的超速轿车撞击死亡。事故发生后，纽约官方和警方查处不力，故意庇护责任人，拒不赔偿。枫亚得知后专门从南通赶来，要我以记者的身份，从维护在美华人人权的角度，写稿披露事故真相，追索赔偿。后来，我采写的《自由女神像下的生命索赔》一稿，在《中国法制报》等媒介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与下，死者家属得到了近50万美元的赔偿。死者的父亲从中拿出1万美元，对枫亚表示重谢。面对重谢，枫亚严肃地说：“记者，是党和人民利益守护者，不是为了钞票而写作品、出卖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