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深夜开车去机场，接回了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詹青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一晚带出去的一张信用卡不见了，那张信用卡允许透支的最大额度是13000美元。

女儿不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出去玩了整整一天，深夜归来，上网查了一下，信用卡已被盗刷了两笔：一笔是6美元，估计是在一家面包店；一笔是50多美元，估计是在一家超市。我与妻在一旁有些着急，1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要多少钱啊！青云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说：“银行会赔的。与我们无关。”

“怎么会无关呢？”妻子仍无法掩饰着急。

“银行结算时应该比对签字的笔迹，是他们工作失误，当然得由他们负赔偿责任。”

青云现在哈佛大学读法学博士，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过两年政治学博士，发现自己对政治学并不是真感兴趣，于是就改了方向。她曾获“精彩中国说”总冠军，导师曾宝仪，同时又是一位热心公益的组织者。

“那早一点通知银行，银行不也就可以少受一点损失了吗？”妻子还是着急。

“银行工作有失误，就应该付出代价……”青云依旧是不紧不慢的语调。

“是的。”女儿一边拨打银行的电话，一边表示赞同青云的观点。

又有一个下午，女儿突然说想吃生蚝，正好顺便带我们去一个码头看看。在路边停了车，又在自动缴款机上付了停车费，我们放心地去享用生蚝。出来取车时，发现挡风玻璃上多了一个小信封，女儿一边叫着“不会吧”，一边打开信封，里面赫然躺着一张“价值”35美元的罚单，罚款原因是车没有完全停在线内。

“幸好这辆车是以妈妈的名义租的。”这是女儿紧接着的反应。一直在一旁微笑地看着的我心里猛地一下子犯了糊涂：为什么这些愿意甚至立志为人类的幸福作出牺牲的人，在丢卡、罚单这样的小事上却常常会庆幸“与我无关”呢？难道“大爱”与“小爱”天生就不能统一的吗？

又隔了几天，女儿从网上查知，银行已把被盗刷的款项退到了她的卡上，同时免费给她一张新卡。经细看，退回的数字不对，多出了500多美元。再查，原来银行把另两笔之前她自己刷的，但没有签字的款项也当作被盗刷的一并退了回来。500多美元，折合人民币要近4000元呢！我正在心算的时候，女儿已在打电话给银行要求纠正，同时抱怨工作人员糊涂，说自己当时说得清清楚楚的，就两笔。

妻事后问：“你要是现在不说会怎样？”女儿说：“那就这样啰！但这样做不诚实，也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