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唐宝民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早年曾经有过一段苦难的流浪岁月。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这种情况在他成为作家之后得到了改变。随着新作不断出版，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因此有了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卢梭早年为了生存，曾做过替人家抄写乐谱赚钱的工作。可是，在读卢梭的自传《忏悔录》时，我注意到，虽然卢梭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稿费收入完全可以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他却并没有放弃替别人抄写乐谱赚钱这份工作，比如，1756年，时年44岁的卢梭来到乡下，住到了一个叫做退隐庐的房舍里，开始安心写作。但他并不是专职写作，而是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上午替人抄乐谱，下午才用来写作。卢梭为什么不把所有时间全部用来写作呢？难道他的稿费收入养活不了自己吗？当然不是，因为那时的卢梭已经是大作家，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靠稿费生活。在《忏悔录》这本书的第九章里，卢梭给出了答案：“我完全可以去写作，而用不着去抄乐谱，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会让我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了。但我深知，写作必须要吃饭，但决不能为吃饭而写作，不然我的天赋和才情马上会被淹没。我的才情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以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情永不枯竭。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的只能是一些粗制滥造曲意迎合的作品，而不可能产生百世流芳的佳作。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却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想方设法地去说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说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如此一来，我就只能成为一个下三滥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正直的作家。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时才会是卓绝的、可尊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生存而思索时，那他的思想便会保守僵化。”原来，卢梭之所以在成为著名作家后继续当乐谱抄写员，就是为了不使自己的写作功利化、金钱化，不让自己的写作行为成为金钱的奴役，从而在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状态下进行创作，以此来保证自己作品的质量。

卢梭的这种坚守，在中国青年作家王开岭身上得到了继承。王开岭是一位出版了多部著作的著名作家，按理说，他完全有能力做一个靠稿费和版税生活的专业作家，可王开岭并没有这样做，他一直没有放弃工作，只把写作当成一种业余生活。为什么呢？原因和卢梭一样，也是为了保持创作的纯度，不想为面包写作，担心那样一来，会降低自己作品的质量。他说：“媒体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生活。人和人的差异即在于业余。我曾说，真正的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老婆孩子，都是来自业余内的事。千万不要当什么专业作家或职业写手，他们要么服务体制，要么服务市场，离文坛很近，离文学很远。”

作家的创作目的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不能说为金钱和物质写作就没有价值，但相比之下，卢梭和王开岭的坚守则更让我们感动，因为他们是在为心灵写作，他们的写作，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他们只服从内心的召唤，这样的写作方式，会为我们贡献出更多纯净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功利化时代，在汹涌的物质大潮冲击下，依然能坚守这样的写作信念，则更加难能可贵。正因为拥有这种著书不为稻粱谋的心态，他们的写作才拥有了更多自由和开放的维度，使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之时，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样的写作，是用文字守望着信念；是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守护着美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