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风情 李新勇●

在古镇

初夏某日，临近下班，好友西门来电，邀我去逛距启东50多公里的一座明清古镇。那古镇的名字我早有所闻。因缺向导，又不愿独自瞎闯，一直未能成行。西门大官人是古镇常客，有他做伴，欣然前往。

夕阳挂在树腰上。古镇在余晖中像一卷竖排的繁体字线装书，每一条小巷的回环曲折中，都藏着深奥的之乎者也。纵贯南北的一条石板街上，石板已被脚板磨得光洁如玉。仿佛一条先朝腰带，捆扎了一堆陈旧的光阴。修建于嘉庆年间的郭利茂银楼像一颗蛀坏的虫牙，巍峨虽在，危在旦夕。建于明万历仁宗元年的南城楼，在历次地震中没有垮塌，在日本鬼子侵占期间没有被炸毁，在多次海水入侵中没有坍塌，却于四百年后的1970年被“红卫兵”当封建主义的遗物拆掉了；著名戏剧表演家江村的故居，成了一个粉皮作坊；明代武进士的进士府，彻底落拓为烟火民居，已无半点威武雄壮。当然，镇上除了歪斜坍塌或行将坍塌的旧居，其他老房子都成了民居。人间烟火无处不在。而且，所有的房屋都还是原汁原味的明清面孔：房屋的外形、门窗的格局、屋脊和檐口的雕饰、屋内青砖侧立铺地以及地面上古旧的家具。若能照原样修旧如旧，再令镇上的人穿上明清时的服装，转眼就能穿越四百年的时空隧道，回到前朝的情调中去。

穿行于小巷，时不时看到一些修缮。那些修缮，如同小学生用加减法求解反三角函数，简单粗暴，令人痛心：用水泥将前朝的青砖一瓦刀抹去，用对开的玻璃大窗代替木格小窗。在一家电影院的西墙下，西门说，上次来的时候还是一堵红砖墙，虽然只有几十年历史，但与整个古镇的气场相适宜，感觉特别好，如今一把水泥灰，抹得一点记忆都没有了——跟那个在敦煌莫高窟的画壁上抹石灰的王道士有多大区别？

当我看到姐井和妹井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小镇的一双眼睛。这两口开凿于明代、见证并哺育过古镇人的老井，是不是也迷惘于小镇的未来：古镇大部分古屋都面临修缮，修缮不当，等于是破坏——那是修还是不修呢？

古镇有没有狐仙鬼魅暂时不知道，奇人不少。有一奇人，自称写了一部举世无双的小说，在小说中他创造了一个与自由女神、耶稣和妈祖并驾齐驱的人物。问他这个人物叫什么。他说暂时未命名。问他这人物干什么。他说什么都干。靠，莫不非要整出个齐天小圣或孔老三才算数？书估计是没人能看得到了。这人臂力大得惊人，别看他一个干瘦的小个子，二百多斤的石碾盘他搬起来跟我们搬南瓜似的。小镇上有写小说的、有拉琴的、有唱戏的、有捣弄书法字画的，多半是外来户，神仙似的来租了房子住下，又神仙似的离开了。来无旧影，去无新踪，给小镇凭添了许多神秘。

在南方，不少发了财的地方为装点门面，想当然地搞出些非常现代和时尚的作家村、画家村。他们不知道，没有读过书，在家里添多少书橱都是算不得读书人的。没有文脉传承，始终难以聚起文气来。眼前这个古镇倒是现成的宝地，文气已浸淫到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稍事修缮，就是有模有样的这村那村。

又说到修缮上来。古镇目前流于民间的修缮是简单的水泥加钢筋的修缮。这样的修缮每一瓦刀都是不可重生的破坏，破坏的不仅仅是古韵，更是气场。那些行将倾覆的古建筑确实该修，只是在修之前要有规划，应该交给具有古建筑修缮专长的施工队，保证修旧如旧。

修缮极易跟开发混为一谈。就在我们滞留古镇，与青岛作家梁真聊天的时候，从西门跟我所在的小城出去闯荡、在朱家角卖服装开小店的作家昔子在微信里问我，能不能请《上海文学》把杂志转寄到她找的另一个古镇上。她说来朱家角开店讨生活的年轻人走得差不多了，有回归职场的，有换个古镇的，有去流浪的，有回家带孩子的，有嫁出国的，有出家的……莫非遇到了强人？她说小镇来了炒房子的，现在是土豪劣绅的天下。她还说，剩下一些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的小店，不知还能撑到什么时候。完了，江南又一册线装古书，就这么给欲望的哈喇子湮灭了。

相对于开发成熟的朱家角，眼前这古镇还带着不谙世事的少女的青涩。何去何从，考量的不仅是智慧，更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