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樊惠彬长篇新作《亲家母》
姜卫红
乡村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具体表述为新型城镇化，在此条件下乡村究竟如何发展？要知道乡村毕竟是乡村，有着自己的天然属性。当读完樊惠彬的长篇新作《亲家母》，让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樊惠彬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领导并推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对农民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与思考，《亲家母》便是他这一阶段生活与工作的艺术结晶。它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亲家母，一个约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性格泼辣，敢作敢当，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个性极其鲜明。她与丈夫是同学，未婚先孕。婚后，她像其他所有乡村少妇一样，因为丈夫外出打工能挣钱，把个小日子过得悠闲自在。突然有一天，丈夫在外工地意外身亡，她的天顿时塌了，但很快回过神，摒弃了往日靠丈夫吃饭、打打牌、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与过去相比像换了一个人。她没有再嫁，安稳于寡居，照料孩子，孝敬公婆，一头扎在农活里，自食其力，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扛起生活重担。参与村里以及外贸蔬菜加工厂对农副产品收购，她显示出自己的正直与能干，得到村里人器重。她以高票当选村经济合作社副社长，直接进入村级事务管理层，从事农业产业化工作，一手组织农民种植蔬菜，另一手帮助农民把种植的蔬菜销售出去。在此过程中，少不了与镇蔬菜公司的有权人物及那些经销商打交道，围绕她的桃色流言由此生发。身正不怕影子歪，亲家母没有把它当回事，日子一长，流言也就不攻自破。正值青春年华，她心底里对于爱情依然怀着深深渴望，不断地怀念从前与丈夫的美好时光，以此应对现实。现实有一个男人对她一往情深，是一位既年轻还未婚的村长。在忙碌的生活与工作中，他们彼此欣赏、支持、体贴，感情日益真切，事业与爱情齐飞。相对应的是，快速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使亲家母生活的乡村无以幸免，到底是只要金钱，还是要生态环保，即洁净的水。在关系广大农户蔬菜命运的关键时刻，亲家母勇敢地站了出来，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结果在矛盾激化后被免职。对此，亲家母愤慨之余一笑置之，与村长举办婚礼，进行再创业，新的生活再次向她展开美好一面。
这样的故事无疑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缩影，牧歌般的情调里有严峻考验，未来的中国乡村以何种状态呈现，这是小说所带给读者的思考。所幸有像亲家母、村长这样新一代乡村管理者，给读者以某种安慰，让严峻考验里有着诸多欣喜与希望，这无疑是未来中国乡村的欣喜与希望。不难看出，樊惠彬对当下乡村发展有深层忧思，但更多的是乐观，这基于他在乡镇工作中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尽管相当一部分农民精英在城市化进程中纷纷进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精英因各种原因留了下来。他们扎根乡村，对乡村不离不弃，把自己的命运与乡村的命运紧紧地融合一起，用自己的真诚与智慧，使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充满魅力，可敬佩并值得大书特书。
故事流畅好读，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我”是亲家母的观察者，也是记录者。因为是亲家母儿子寄母这一特殊身份，“我”得于近距离进入亲家母生活以及内心世界，并显示出对亲家母赞赏有加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诚如汪曾祺所言，与所写人物是“靠”的，紧贴人物，贴心贴肺，人物因而格外真实可信。小说无论写景叙事、议论抒情，还是人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大量运用沙地方言。这方言是变化了的，打着时代烙印，是当下的，是这一个时代所独有的。樊惠彬紧紧抓住，用得娴熟传神，琳琅满目，像开了淘宝网，极为少见，既是小说之表，也是小说之里，透露出一股浓烈的滨江临海启东的沙地地域色彩，那些人物自然也是沙地所独有，鲜活如朝露，让人感叹一方水土出一方人。这样的写法对于其他语言区的读者而言，在阅读上可能会有一些障碍，但对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弘扬与积淀却有巨大作用，具有难得的乡土教材的性质。这样的艺术追求难能可贵，在乡土文学创作中自成一格，令樊惠彬找到了属于自己，并与别的作家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关键性条件，樊惠彬具备了。在如今以北方话为主的普通话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中，这样的举止尤为悲壮，这是南方写作者的宿命。众多南方写作者有切肤之痛，一提起便咬牙切齿。但咬牙切齿归咬牙切齿，他们还是不得不屈从命运，弃故乡语言而不顾，“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直把他乡作故乡。有的南方写作者说什么也不甘，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要有可能，就不失时机地引用一下故乡方言，但只是点缀。樊惠彬此举，不是简单的不为流俗所惑，而是寄托了一份更为深远挚切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关怀。若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写作加以省察，其文化价值就显出特别厚重的份量与珍贵，即相对窄狭的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如何自处。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乡村支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崛起的大部分潜力也在乡村，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消费人群，还有珍贵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等等，意味着人的命运的新的展开，自然也是文学的千里沃野。对此，《亲家母》作出了生动独特的诠释。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