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街位于近海镇向阳村。上世纪30年代，向阳村地段还是一片黄海滩，方圆数十里无一条集镇。随着滩涂的逐年开垦，人们从四面八方迁来，商贸流通业开始兴旺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条1.5公里长、2.2米宽的南北向街道。街上开设有南北杂货店、染坊、肉庄、酒店等七八十家商铺，成为向阳村的中心集镇。抗日战争日期，老街人民不惧日伪侵略和压迫，奋起反抗，机智应战，书写了老街辉煌的一页。启东全境解放后，老街恢复生机，重新成为向阳村的“核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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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上午，天气阴沉，记者在旁人的指点下，找到了位于向阳村新街背面的核心老街，展现在记者眼前的老街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砖一瓦诉说着岁月的无情，唯有斑驳参差的小屋间偶然冒出的新楼，给老街带来些许生机。 漫步核心老街，记者张大眼睛、竖起耳朵，极力搜寻着有关老街的点点滴滴。

乾泰和油米店、胡大生药店、钱仁甫花行，这些史料中提及的商铺，如今是否还有印迹？在老街居民85岁的范存新的指引下，记者在老街的北部找到了“乾泰和”。这是几间低矮的平房，一位农妇正在屋前忙碌。范存新告诉记者，这些平房已重新翻建，如今成了民宅。

“1943年4月，日军侵占向阳村后，就驻扎在乾泰和的几间门面房内，周围用装满泥土的麻袋围住。”范存新说，“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经常大摇大摆行走在街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往往退避三舍。由于日本鬼子经常出没，老街商铺的生意越来越为萧条。我父亲是卖老白酒的，当时生意惨淡，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更可恶的是，日本鬼子还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勾结，抢劫商铺，像天一堂、大森堂等都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十年苦心经营毁于一旦。”回忆起当时日本鬼子的罪行，范存新依然一脸愤怒。

反抗的种子逐渐在老街人民的心中播下。在85岁老人陈新安的记忆中，老街商户曾经团结起来罢市抗日。当时，由乾泰和老板沈川眉牵头，召集街上商户吴久昌、杨汉忠等，在钱仁甫花行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只有联合起来一致对敌，才能形成力量。最后约定，一要保密，二要遵行，三要一呼百应，并分工分段告知街上所有商民。就在此后不久，吴大生老板吴久昌遭到两个地痞敲诈，在被绑架途中，吴久昌大声呼救。老街上各商铺老板闻声纷纷前来进行谴责，最后两个地痞不得不释放了吴久昌。

此事让老街商民意识到，这些地痞仗着有日本鬼子撑腰，为非作歹，所以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最后，大家决定罢市一天。第二天，日出三竿，街上店铺无一开门，连小摊贩也没了踪影。时值隆冬，天空阴霾密布，老街上死一样寂静，日本鬼子急得嗷嗷直叫。“罢市目的达到，街上商民无不欢欣鼓舞。此后，大家又一鼓作气，把当时的地头蛇伪乡长俞如明赶出了向阳村。”说到这，陈新安一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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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人民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日本鬼子决不会就此罢休。陈新安说：“龟缩在乾泰和的日伪军实行了更疯狂的‘三光’政策，天天追击围剿地方部队、民兵，人民生命财产无法保障。”

当时，由于日军据点戒备森严，里面到底有多少鬼子、几支枪，有没有新式武器弯夹子机枪都不太清楚。为了摸清情况，当时只有16岁的民兵分队长陈新安只身深入虎穴探明真相。“虽然年纪小，但我一点也不害怕，还觉得执行这个任务很光荣。”陈新安笑着说。

回忆起当初的情景，陈新安还历历在目，“我扮作卖蟹人，于晚前混入敌军据点。事也凑巧，正好日本鬼子的炊事员发高烧，我趁着炊事员喂柴烧火的当口，注意观察，但未发现机枪。日本鬼子吃晚饭时，我一数共有12人，加上1个站岗的，共13人。随后，趁日本鬼子全都喝得稀里糊涂之际，我在一间营房内发现了那挺弯夹子机枪。回来后，我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

“一天，敌人扛着那挺弯夹子机枪扫荡时，我海东游击营展开伏击，终将这挺机枪成功缴获。”陈新安说，“此后，我部队一鼓作气，活捉伪警察60多人，日本鬼子10多人。1944年下半年，向阳村日伪军仓惶撤离。”

日本鬼子撤离的消息让老街人民扬眉吐气。“大家相互转告，相互祝贺。”范存新说，“有的人甚至放起了鞭炮庆贺。”

为了防止敌人再来骚扰，老街商民响应号召，在民兵的配合下，一夜之间将老街上的400多间房子全部拆除。“当初，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都是含着热泪将3间街面房拆掉的，一家人搬到了街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内。”在老街的中间位置，范存新指着自己目前居住的小屋说，“这些都是后来又建起来的。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向阳人民重见天日，街道市面迎来了向阳天。”

本报记者   范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