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素芳    

每到逢年过节，儿孙们或从海外归国或从都市返乡,轿车开到家门口,笑声充满庭院.我和老伴总是喜不自禁。真是春风暖阳到我家，喜事连连三十载；思绪放飞忆当年，叫我怎能不激动？

1977年初，春寒料峭，我从启海边界的一个穷村嫁到启东县城附近的一条小镇。横跨半个县，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人戏称我们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其实，缺衣少食的年代，哪有这么浪漫？娘家的大队地处偏僻，是有名的缺粮村，婆家虽不富裕，但粮草不愁，能够温饱，离集镇又近，有这几点“实惠”，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粉黛红妆，我们奉媒妁之言，走到了一起。虽然婚房只有一间“丈八桐”，婚床只有一块“芦芭门”，婚衣只有“半箱子”，婚被只有“二床半”，没有“三转一响”，没有“四盆八碗”，但“文革”结束，生活安宁了，我们已很知足。

丈夫是个读书人，历史的误会没有让他的理想破灭。十年动乱，他与书为伴，虽然青春付诸东流，但他还是比别人多学了不少知识。1977年下半年，北京传来恢复高考的喜讯，丈夫说“有希望了”，第二天便去公社报了名。年底，在大女儿出生的同时，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家里顷刻又平添几分喜悦、几分乐趣。从此，他的人生有了转机。

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希望的田野，“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我们种田人松了绑。“大伙隆”生产的时候，我们年轻女劳力最倒霉，做的是重活，工分却比男的少一成。“分田到户”第二年，我破天荒地将“倒挂户”一举摘帽，成了全队的“植棉能手”。年终表彰，我被请上公社主席台，名字被写在公社大门口的红榜上。我家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能和书记乡长一起坐在主席台上，面对台下成千上万父老乡亲，我心里既高兴又紧张，还未接过领导授予的奖状，幸福的泪水已挂在了脸上。这一年，家里添置了不少家具，其中包括“三转一响”，还请长辈们到我家补了一顿“四盆八碗”，作为迟到的婚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农转非”政策落实到我身上。全家都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还分到了房子，生活逐渐时尚起来。旧家具还没“退休”就被请出家门，彩电、冰箱、洗衣机一件件搬进屋子，摩托车成了出行代步工具。我那时悠然自得地想：现在什么都有了。

迈过新世纪门槛，两个孩子相继走出大学校门，一个参加工作，一个出国读研，家境进一步提升。空调、电脑、摄像机……这些原先只是电视里见过的高档电器陆续走进我家，时尚物品几乎应有尽有。我的视野又开阔了不少，觉得人的观念应该与时俱进。

如今，在我家，论人员组成：乡下人、城里人、“外国”人，人气兴旺；论生活设施：老三件、中三件、新三件，件件皆有。春节未到，丈夫已拟好了一副春联：美事喜事吉庆事，事事甜丝丝；老人小人中年人，人人乐陶陶。横批是：小康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