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新勇    

发蒙前，我爷爷奶奶是“四类分子”，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念完小学后，就只能回家务农。那时候，所有长辈只希望我多识几个字，尤其要打好算盘，小学毕业后争取做个生产队会计。如果不因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我现在大概真是西部某个山村的账房先生。

1978年上半年，我爷爷奶奶脱帽，意味着家庭成份不再成为升学的重要条件。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在西南内陆腹地全面推开。这年秋天，我们家，除了厨房和床铺的所有地面上，都堆满粮食，年底我爹还多出600多元钞票。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之前，每年到了六七月份，家家都缺粮断炊，年底能从生产队分得一百元红利，就算一家四五口没替生产队白卖一年命了。

有了钱，我爹不再打算让我做会计，再说生产队也散伙了。虽然读了书以后做什么他说不清楚，但我爹希望我们能读更多的书。我很喜欢读书，上小学一年级就能读《水浒》，到三年级的时候，整个村子能搜罗到的书都被我读完了。我爹就带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进城。我爹像后来在动画片里见到的老鼹鼠，而我们弟兄三个就是小鼹鼠，排成一串，彳亍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我爹带我们到一所师专看（或许可称为参观）图书馆。透过窗户的玻璃，我见到无数梦寐以求的书成排成排地站在书架上，等待人们去翻开。这事影响我一生。那一刻，我暗下决心，无论吃多少苦，遭受多少磨难，也要为自己争取坐拥书城、遨游书海的机会。

从此，我和几个弟弟的成绩不再让父母操心。小学毕业，我成为全校三个考上初中的学生之一。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却没去读。那时候大家都只愿意读师范，因为读师范就意味着脱了“农皮”。我学中医去了。离开学校和我热爱的书本，心中无限惆怅，我有许多思想需要表达。就在那一年，我在省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散文，题目叫《山中》。

那时候，即使身处西部闭塞的农村，我也能深刻地感受到时代在飞速发展。我渐渐明白，没有深厚的学养，便无法精通医道；即使侥幸学成，甚至华佗再世，没有文凭，依然无法取得行医资格。再加上文学的神秘感召，两年以后，我毅然决定放弃中医学习，重返课堂。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到外面来闯荡，恰逢国家允许人才流动，于是我有幸走出大山，来到黄海之滨启东。

这过程中，我不断用文字记录着我对生活的感悟。多年以后，我发现，这世界最适合我干的事情就是读书和写作。文学成为我灵魂的宗教。我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一个写书人，一个个毫无表情的汉字，经过精心排列，就被赋予了应有的体温，就有了脉搏在跳动。这些文字为我打开一扇扇生活的窗，开启了一道道友谊之门。我的作品先后在《当代小说》《青年作家》《飞天》《散文》等数十家纯文学杂志和《人民日报》《文化报》《大公报》等上百家报纸刊发，有数十篇作品被《散文选刊》《读者》《意林》等刊物转载，入选十多部文学选集，出版三本文学专著，获得相关奖励，并由此产生了良好影响。

感谢这30年，使我至今依然能踩着时代的音符，一刻不停地在文字砌成的大道上奔跑，用心记录着值得记录的生活事件，用爱和真诚守望文字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