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气氛愈见浓了。这几日，窗外偶尔零散响起几声鞭炮，像是在为即将来临的春节热身。然而，不知有多少人与我有同感，时至如今，过年这件事情其实已远不如小时候刻骨铭心……

我生于60年代。那时的中国，不说大家也都晓得，是一个物质紧缺的年代。惟因如此，过年对于我们，就尤显重要了。平时过紧日子，一到过年，便突然好像有吃不完的东西。我记得，政府也总是格外开恩，肉、蛋、油、糖的定量，较别的月份皆小有增加。而老百姓们，则攒足了劲儿，一年省吃俭用，单在这段时间大把大把地花钱。父亲骑着自行车一兜一兜往家里驮东西的情景，至今在目。我们小孩子也不闲着，被打发到菜市场排队。

那时买东西，几乎没有不排队的，而且往往不是一般的长，蜿蜒数十米。买二三斤带鱼，你得排上一个多钟头。人们一边排，一边忐忑不安，密切关注前方动静。盖因不时有人企图加塞儿插队也。遇着这种人，一般加以呵斥即可制止。但那时社会治安不好（顺便说一下，现在每每有人说那时社会治安胜于今日，真不知从哪儿听来的），痞子横行，打架成风。怕就怕这种人来插队。谁吱声，他把眼一瞪，张口就骂；再敢多嘴，揪住即打。彼时既无手机亦无110，报不了警，谁奈何得了他？倘若只是地痞流氓自己插个队，倒也无碍大局，但往往这么一搅和，阵脚就乱了，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去挤去抢。旧社会有银行倒闭、储户挤兑的事情。挤兑我没见过，但“挤购”却是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所以，排在后面的人，心里始终打着鼓，不时踮脚探头，观察队伍有无“异动”，以便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反应。什么反应？冲上去啊！

总之，过年最闪光处，就是吃。大家付出体力——有时甚至是拼搏——之后，弄来成堆的食物。不光是鸡鸭鱼肉之类，还有花生、瓜子、糖果、点心……许多东西平常是吃不着的，囊中羞涩不说，即便有钱也没处买去。例如敝乡有种特产，名唤“烘糕”，仅在春节间才有供应，每户限购两盒。那玩意儿现在想来其实无啥，油炸后再加烘烤的米饼干而已；之所以春节时才有，我猜测是因糖和食油这两种原料过于金贵，不宜随便生产。由于唯独过年可以敞开来吃，而大人不加管束，每年我都会吃到消化不良的地步，如今一提起过年，似乎还能闻到自己因贪吃而打出的怪嗝。

吃以外，还有穿。如今恐怕没什么人会特意为过年置新衣了吧，昔日这却是过年之一大景观。大年初一，院子里，以及街头，到处是身着新衣之人。何以见得？很简单，当时收入既低，买布尚需布票，新衣裳绝非说做就做的，平素身上普遍旧敝。因此，一到过年，真可谓人人光鲜，个个簇新，女孩的花棉袄尤其艳亮。不单衣服，鞋帽亦复如此，平常大家脚下黯然，过年那阵子，到处可看到雪白的布鞋边儿在眼前晃动（穿皮鞋者甚少）。

记忆中，一年下来似乎只有春节几天，才能过上“吃穿不愁”的幸福生活。因此过年于我是特别的美好；度过这段欢愉时光之后，似乎整整一年的时间，都只是在盼望下一个春节早日来临。

人是很怪的。有时候我想，从前过年让人那么蠢蠢欲动、充满渴望、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翘首以待、永志不忘，其实就是因为日子太穷；现在日子好了，对过年似乎也就淡起来。至少，我是这样。
当然，那时即便到过年时候，亦非每个家庭都可以放纵自己“挥霍”一番。《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到了年关恰恰要离家躲债的。那是旧社会；在我的身边，没有出现过杨白劳。不过，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也算是邻居，兄弟姐妹一共七个，还有一个老祖母，都只靠父母那点工资过活。每年快要过年，便见其母挨家敲门借钱，邻居们都颇为忌惮。我想，倒并非缺乏同情心，说到底，谁家又有余裕呢？

都是过去的事了，叙旧而已。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