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沙地的人，俗称沙上（音浪）人。沙上人从何而来？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有人说，沙上人都是外来的移民。同属沙上的启东人方言和习俗不同，可见沙地居民的由来各有不同。

启东历史上曾分属三个县管辖。南部为新涨的沙地，有百多年历史，史称“外沙”，1928年设县分治，此前隶属上海市崇明县；中部地区为“下沙”，在1941年前隶属海门；北部吕四一带，成陆时间最长，有千余年历史，在宋、元、明、清时归属海门，1942年前由南通县管辖。如今北部吕四一带称为“北沙”，南部和中部地区叫“南沙”。

 “南沙”“北沙” 语言迥异，习俗有别。对于“南沙” 居民的由来，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这是有史可稽的。明正德《崇明县志》记载，崇明岛初涨时，人烟稀少。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在岛上“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人口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1025年（宋天圣三年），崇明新涨一沙有姚、刘二姓来居，名姚刘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三沙涨成，因“有鱼盐之利，民乐居焉。”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

清光绪以后，崇明岛东北江中相继涨出十来个大小不等的沙洲，外地特别是临近的崇明、海门居民便陆续迁来开沙垦荒， 繁衍生息。这些沙上人，便是启东南部最早的居民，他们大多是崇明地主的佃户。由此可以推断“南沙” 居民源于江南句容、迁自崇明的说法是极为可信的。

有趣的是，南部沙地的居民潜意识里常以江南人自居，自己居住在江北，却还固守着江南的不少习俗，居然噱称外地人为“江北人”，把听不懂的外地话叫作 “江北话”。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沙” 居民源自江南。

至于“北沙”居民则复杂得多。“北沙”，是启东最早成熟的沙地，为长江海口出涨的“东布洲”。唐朝时辟吕四为盐场。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的早期居民为流放于此从事盐业生产的各地犯人，也不乏从外洋漂来的各地渔民。其居民究竟源于何地，如今很难考证。但从吕四方言看，“北沙”人说的“吕四话”是一种罕见的方言，与“南沙”启海话“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当年这些违法的“流人”来自全国各地，在沙洲与大陆有天然间隔、对外交通和交流不便的情况下，各地方言长期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而这也正有力地佐证了沙地居民为外来移民的科学论断。

从人类迁徙规律看，大凡人口流徙，总是与自然地理、行政命令、区划设置、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吕四民间曾有这样一种传说：明朝洪武八年八月十三日，吕四地区发生海啸， 3万人淹死。于是朝廷下旨，从白茆口（今常熟）抽杜、卢、季、周、毛、彭七姓，连同祖宗枯骨，举家迁往吕四，永不回原籍。因此，传说吕四地区本籍就有这么7个大姓，其余都为后来迁来的客籍户。

另外，从沙地姓氏分布及其来源看，启东移民特征也十分显著。姓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多而杂、大姓姓氏少而人口多，小姓姓氏多而人口少的特点。譬如，吕四西宁周街村、袁家灶村、彭家套村就分别有彭姓、周姓、袁姓聚族而居。据1985年的统计，沙地共有390个姓，其中黄、陈、张、施、陆、顾、朱、沈、杨、徐、周、袁、倪等13个为大姓，人数均超2万，散居沙地各地。

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沙地接涨成熟，自然优势不断显现，经济、文化日益发展，人口流徙更趋频繁，沙地居民逐渐由少到多，趋向稳定增长。那些从事旱烟业的宁波、绍兴商人和从事典当、衣庄之安微商人，也纷纷来到沙地定居。到了现当代，人口流徙更加频繁，居民身份更为丰富，外籍干部、学生、外来务工经商者等纷纷来启工作定居。目前，沙地居民达到116万，仅少数民族就有28个之多，沙地居民可谓来源广泛，人丁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