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东市区出发，途经连接启东与上海崇明县的崇启大桥，1小时40分钟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民警。

他头发苍白，走起路来僵直沉重，与人说话时，左手一直使劲地摁住不停颤抖的右手，憨厚的眼神也因为这个小动作变得游离而紧张。只是当我们请他一起“巡岛”时，整个人便立马精神起来。

整整一天，我们一直跟着他在小岛上艰难地蹒跚。这个岛就是启隆乡，占地面积仅3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00余名，位于长江入海口崇明岛北侧，形似一条狭长的带鱼，与启东本土隔江相望。

当年，小岛被一条江涧拦腰切断，分为永隆沙和兴隆沙，当地人称西沙和东滩。而崇明县虽然近在眼前，却有大河横亘。“开门见水”，这就是彼时的启隆乡——一个江心孤岛。

傍晚，我们来到启隆乡最大的围堰造地项目——长岛工程建设现场。一见到他，大伙就围了上来，扶他去工地大食堂吃晚饭。工地上的饭菜十分寡淡，他却吃得分外香甜。

“建生，你的身体咋样了？”“建生，你走路当心点，别摔着了。”“建生，你慢点吃，我们要赶工先去工地了，改天再来看你。”……“你们看到了吗？我值了……”忽然，他用手捂住脸，泪水从黝黑的指间滑落……

这就是那个从只身守岛到妻女跟随一起坚守孤岛30年的人吗？

这就是那个在一些人眼里执拗到傻的人吗？

这就是那个在小岛穷尽青春年华直至疾病缠身的人吗？

他的眼泪也让我泪水奔涌。在这个小岛的夜晚，我永远记住了他——启东市启隆派出所民警黄建生。

黄建生的话不多，却见心见肝。他说，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守岛才来到人世的。

黄建生17岁跟随父亲来到当时的启隆乡良种繁育场打工，29岁当上合同制民警。他觉得，穿上警服之后的人生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黄建生至今记得，上任后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摸清兴隆沙的实有人口。那时的启隆派出所驻地在永隆沙，往东是兴隆沙，两沙间隔着一条近2公里宽的江涧，来往只能靠小船摆渡。

年轻的小岛民警第一次感受到了守岛的艰辛。摆渡时，小船摇摇晃晃，人在上面根本立不住脚，只能躺着。遇到大风天气，更是随时都可能翻船。第一次摆渡去兴隆沙，黄建生也第一次品尝了什么是“翻江倒海”。

“碰上东滩有警情，我们从所里出发，先要摆渡到兴隆沙，再坐拖拉机往东，然后步行穿过芦苇荡到东滩，处个警要花上一天时间。”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风雨交加。7点多，有船民报警称江面上有船户发生严重纠纷。老黄立即出警，骑着自己那辆28寸的“老爷车”，冒雨从派出所出发。来到码头，黄建生发现报警人所称地址有误。重新询问110后，黄建生联系到了报警人，原来船户所在位置为三通港，在江对岸兴隆沙的最东头。

而此时，渡口已没有了渡船。黄建生从渔民那儿好说歹说借了一艘小木船。茫茫江面上，孤灯一盏，在风浪中摇曳。小船上下颠簸，剧烈晃动，一段时间，黄建生只能趴在船舱内。

船驶至江中心，一个大浪打过来，小船呈90度倾斜，黄建生一下子被甩到了江水里。幸好他情急之下抓住了船上的一根尼龙绳，使尽全力爬进了船舱。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盼望着有个人来帮一下多好啊！可是除了黑暗、江水，什么都没有。

小船靠上兴隆沙码头时，已是晚上八点多，离报警人所在地还有二三十里路。顾不上拧干身上的泥水，黄建生快步向三通港奔去。一路上道路泥泞，黄建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接近目的地还有5公里时，前面一片芦苇荡，再也看不见道路。黄建生只能脱了鞋，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行，到达目的地时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

当一身水、一身泥的黄建生出现在船户们面前时，哄闹的现场一片安静，剑拔弩张的船户们面面相觑。原来，两艘船发生碰撞，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争吵。了解了来龙去脉，黄建生让船户们坐下来，根据船损商讨赔偿数额。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此时，天已大亮了。黄建生身上沾了泥水的衣裤已干透，变得硬邦邦的。看到黄建生要步行回码头，船户们说什么都不放人。“麻烦了你一晚上，咋能让你再走回去？”船户们一合计，专门开了一条船过来，把黄建生直接送到了离派出所最近的码头。下船时，船户们还硬塞了几条鱼给黄建生。中午，派出所食堂添了道好菜，黄建生说，这是他下水摸到的。

多年来，鳗鱼苗价格一路走俏，一些渔民不惜铤而走险，在长江从事非法捕捞。因此，启隆派出所经常接到打捞漂到江边尸体的指令，最多的一年要捞七、八具。黄建生永生难忘第一次处理尸体的经历。因没有经验，他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捞起尸体。而尸体经江水多日浸泡，已高度腐烂。接触尸体的一霎那，黄建生被生生吓了一跳，尸体发出的气味更是让人作呕。一连几天，他都吃不下饭，用肥皂洗了几十遍，手上还是感觉有股味。

2010年10月的一天，黄建生接到110指令称，江边发现一具尸体，他立即骑车前往。此时，正值芦苇生长旺盛期，两米高的芦苇密密麻麻长满了江岸。黄建生二话不说，脱下鞋子、衣裤，一路穿行。芦根在他脚上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蚊子似的小虫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片片红疙瘩。

终于到了江边，黄建生一眼就看到了漂在水面上的尸体，他先找了根树干打了个桩，用绳子把尸体固定在边上，再使劲将尸体拖到江滩上。在等待法医尸检的时候，黄建生开始对周边渔民进行走访。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寻找到尸体，才是使亡灵真正得到了安息。”黄建生说，得让亲人领回尸体，这也是对死者的尊重。一直走访到晚上11点多，一渔民反映，白天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人在江边转悠，好像是海门海永乡的人。黄建生连夜与海永乡派出所核对失踪人口信息，终于找到了尸体的亲属。

半夜回到家中，洗澡时，黄建生才发觉两只脚都在出血，脚底嵌进了数十根芦刺。妻子王桂兰心疼地捧着老黄的脚，用镊子一根根拔出。“老黄，你的手怎么抖成这样了。”灯光下，王桂兰惊叫了起来。黄建生看了一下不停抖动的右手，不以为然地说：“许是血压又高了吧，明天去配点药就好了。”

在妻子的几番坚持下，黄建生到医院进行了诊治，得到的结果却是晴天霹雳：他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几年内，黄建生的行走、说话机能都会逐步退化。妻子背着他暗暗抹泪，黄建生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2012年1月6日晚，寒冬腊月，启隆乡派出所又接到110指令称，江心发现一具尸体。黄建生和随行的同事找来一条小船，准备靠近打捞。但江风凛冽，尸体在水面上兜兜转转，黄建生心一横，抱起一把尼龙绳就跳入冰冷的江水中……

这两年，黄建生的身体大不如前，帕金森综合症引起的步态障碍、语言障碍等症状愈发明显。尽管如此，黄建生依然没有甩手，每天总是提前半小时上班。“所里人手少，事务多，况且岛上情况我最熟悉，做起工作来比别人顺手些。”黄建生说。

担心老黄摔倒，妻子王桂兰总是24小时陪护在他身边。今年征兵工作开始后，王桂兰就跟着老黄一起上班。老黄手抖不能写字，王桂兰就帮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写表格。

启隆派出所向北1000米便是长江堤岸，顺流东望，绵长的江岸尽收眼底。

“居民靠江而居，一到台风季节，就深受其害。”启隆派出所所长施程骏介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防汛抗台最为吃紧，每逢赶上暴雨或台风天气，大家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

在启隆派出所，每个民警都要“身兼数职”，既是民警也是水警、交警。“海陆空都要管。”黄建生说。

每到打雷闪电的日子，也是黄建生妻子王桂兰最为担心的时候。在她的印象中，黄建生几次最危险的出警都是在雷雨交加的恶劣天气。

2011年夏，台风“梅花”入境前，为防不测，所里民警事先挨家挨户通知所有养殖户撤离。但就在当晚，所里还是接到紧急警情，在滩涂养殖区，还有10多名养殖户因故未能及时撤出。此时，长江堤岸已决堤数十米，风力达12级以上。

赶到现场后，民警用手电筒作灯光，发现10多人爬在一辆拖拉机上，四周江水越漫越高，养殖户处境十分危险。“我先下水，你们跟在我后面。”黄建生当即决定下水救人。他手拿竹竿，把绳子牵在身上，和同事们手挽着手，跳入水中。

由于整片养殖区都已被水淹没，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鱼塘，黄建生每往前挪动一步就用竹竿往水里探一下深浅。离拖拉机的距离在慢慢缩短，30米，20米，15米，突然，黄建生身子一晃，脚下踩空，一下子钻进了鱼塘里。后面的民警奋力拉紧绳索，将老黄拉了上来。

从水中爬起来站稳，黄建生定了定神，脚步坚定地继续向前、向前……

这时，意外发生了。拖拉机上的最后一名养殖户缩在车箱一角，死活不肯下车。“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活着干嘛，我就在这儿呆着！”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放声大哭起来。此时江水已漫到了人的胸口，黄建生跳上拖拉机，拼尽全力将对方拽了下来。等黄建生和这名养殖户上岸时，拖拉机已被江水吞没。

事后有人送他一个绰号“黄大胆”，黄建生说：“其实我心里也怕得很，是这身警服给我壮了胆。”

还有一次，岛上一家窑厂发生火灾，堆放的稻柴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在崇明支援的消防车赶到之前，黄建生和同事们先行前往灭火、疏散人群。烟火呛得人睁不开眼，危险一步步逼近，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整整一夜。

第二天清晨，当黄建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一夜没合眼的王桂兰忍不住哭出声来：“你疯了吗，命都不要了。”

9月12日5：30，天还没有亮。在离派出所不远的一个老旧小区内，黄建生夫妇已经起床。80平方米的小套间空间有些局促，王桂兰却很满足：“以前，我们住的房子只有15平方米，离派出所还有10里路呢。”

那时候，黄建生每天上下班都要骑上一小时的自行车。下雨天，都是泥路，更辛苦。这些艰辛在黄建生看来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心头的孤独。

上班即上岛，下班即离岛，经常一个人守在派出所，特别是到了晚上，岛上静得可怕，伸手不见五指，他能感觉到的只有风声、水声和虫叫声。每天“雀叫做到鬼叫，东方红做到国际歌”。黄建生解释：岛上农场每天早上开工时都会放《东方红》；晚上8点半，就会放《国际歌》表示休息。

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黄建生在岛上或许早就坚持不住了。让他最终坚持下来的，是这身警服所代表的神圣。

“每当我处理好一件纠纷，救回一条人命，看到老百姓眼中的感激，心里真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这是黄建生对自己职业价值的初步认识。

于是，黄建生在小岛上一年一年地呆下来。迎来了7任所长，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事。当年跟他同时进岛的3位同事，分别在坚持了几年后，都调回了北岸，只有老黄还在坚守。

“老黄其实有好几次调回市里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的理由只有六个字：习惯了，舍不得！”所长施程骏介绍。

实际上，早在多年前，黄建生就将妻女一同接到了这座江心的寂寞小岛，并在这里扎下了根。当问起黄建生的妻子有没有后悔时，王桂兰说：“既然老黄这么决定，8匹马都拉不回。”

我直截了当地问黄建生，有没有想过离开小岛，到北岸上班。他认真地回答：“年轻时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如今更是不可能，我的根已经扎在了这里。”

这个老民警的话，句句都是从心窝里淌出来的。正是凭着这样一颗心，三十年来，黄建生硬生生靠双腿行走近2万余公里，磨坏了20多双鞋，走遍了小岛的每个地方，踏遍了启隆乡的每家每户。

去年黄建生生病住院那段日子，病房里前来看望的人流就没有断过。前来探望的除了亲友，都是曾经跟他打过交道的村民。花生、芋艿、番薯，各式农家土特产堆满了病房。出院后，黄建生一一回请，请客那天，来的村民坐了满满20桌。

“现在对我来说，家就是岛，岛就是家，就算退休了，我也要守在这里，直到去见马克思，要知道，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黄建生的语调有些深沉。

图为黄建生(中)和岛民聊天了解民情。（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