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中国水产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沈庙成 

沈庙成在远洋深海新产品入晋推介会上发言。

沈庙成和校友座谈。

上世纪80年代初，启东渔家子弟出身的沈庙成刚过而立之年，就已是我国农业部渔政处最高级别官员。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后来选择“下海”——加入开拓我国的远洋渔业。之后的十多年里，沈庙成常驻国外“开荒”，作为第二代远洋渔业人，一路披荆斩棘，他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为我国远洋渔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可载史册的贡献。2008年回国后，他历任中国水产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2014年6月从中国水产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任上退休。

本报通讯员   钱卫华

人物简介

沈庙成，1953年12月出生，启东吕四人。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厦门水产学院海洋捕捞专业。1977年8月任国家水产总局渔政局干部，1984年8月任农业部渔政局副处长，1988年7月任农业部渔业管理信息中心主任，1991年4月任农业部渔政局渔政处处长，1994年4月任中国水产总公司驻阿曼代表处代表，1995年任中国水产总公司驻塞内加尔代表处代表，1999年4月任中水远洋渔业有限公司驻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副主任、党委书记，2003年3月任中国水产总公司总工程师兼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起，历任中国水产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2014年6月从中国水产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任上退休。

幸运求学“水产”

1953年寒冬，沈庙成出生于启东吕四的一个渔民世家。1966年，他顺利升入初中，因“文革”，仅读了半年初中就背着书包回家了。1968年至1972年，沈庙成又上了学，读完初中和高中。

1974年，幸运之神降临，沈庙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跨进了厦门水产学院的校门。“如果没有上大学的机遇，也许这辈子我就是个离不开启东的渔民了。”沈庙成回忆说。

就是在大学校园里，渔家子弟出身的沈庙成第一次听说了“远洋渔业”这个词。当时只觉得它是如此遥远和模糊，仅仅记住了渔业强国把渔船当作第二海军。苏联在南极地区捕捞磷虾，日本的捕鲸渔业，还有挪威先进的彩色渔探仪……尽管如此，“远洋渔业”还是在沈庙成的脑海里留下了一幅幅彩色的画面。

1977年夏天，沈庙成学成毕业，极力想回到家人身边的他希望能回到家乡，并曾让学校与有关部门联系过。可最后，还是背着行囊前往当时的农林部水产局海洋处报到。

“下海”远洋渔业

1977年8月，沈庙成进入农林部水产局海洋处工作。海洋处是当时管理中国海洋渔业的最高行政机关，业务范围涵盖了群众渔业、国营渔业、海水养殖、资源保护、安全生产以及政策研究等众多领域，就是没有涉及沈庙成曾经留意过的“远洋渔业”。这反而更让沈庙成时时留心着“远洋渔业”。已接触到国家水产发展战略的他敏锐地觉察到，和当时的发达国家一样，远洋渔业一定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产业。它需要有人去开拓，去探索未来的发展之路。

1985年，随着中国水产总公司的13艘渔轮从福建马尾港起航，正式拉开了中国远洋渔业出征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远洋渔业从此诞生。

那时候，30岁刚出头的沈庙成已凭着勤恳踏实、用心做事做人的作风，升任为农业部渔政局副处长、处长。

1994年，沈庙成作出“下海”的决定，从渔政机关的高级管理岗位上加入远洋渔业团队，前往中国水产总公司报到。从那时起，他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捕鱼捞虾的“打鱼人”。

阿曼初试“身手”

1994年4月，沈庙成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沈庙成记得，当时阿曼渔业部渔政总局的渔政处处长三天两头照会他。一开始沈庙成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了，可是发现那位处长并不是在告诉他要如何去遵守阿曼的法规，而只是宣泄自己不满的情绪。他只是对他的资源管理负责，但根本未考虑如何让资源成为他们国家的生产力。对于这样一个官员，想什么样的办法都无济于事。

这个大难题始终不能解决，其他难题还接踵而来，其中对渔船设备的陌生成为横亘在渔政官员出身的沈庙成面前的一大障碍。由于他对渔船设备并不了解，一旦渔船出现故障，他这个领头人就束手无策，只能被动等待寻求帮助。这种情况还经常遇到。怎么办呢？在这个难题面前，沈庙成没有气馁。他因地制宜利用当地的条件，选择把故障船带回，然后四处拜访专家请教，对渔船的“病况”进行诊疗。“那时候，只要船一进港，我就泡在渔船上，和船员们在一起，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就问他们。”沈庙成说。那段日子他埋头学习，四处请教，并找来相关的书籍自己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交流，他对渔船的各种设备了如指掌。以后无论哪条渔船出现什么样的故障，他都能了然于胸，并迅速地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

除了对硬件的管理，沈庙成还十分注重软件——跟船员的相处。“稳定队伍十分重要，尤其像这种从事远洋渔业的队伍，远离家乡，语言不通，工作枯燥，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心理上的不适应。所以，我要和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时时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以便及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有一次，有位船长在阿曼苛刻的管理规定下，被判服刑100天。如果不服判决上诉的话，按照当地的法律和执法水平，100天还走不完法律程序。他们只好选择面对现实。接下来的每周五，沈庙成都会驱车一百多公里，带着水果和日用品去探望船长。正是这样的不断探视和交流，船长轻松地过完了100天的“牢房”生活。不但没有形成心理阴影，他还风趣地说在那里了解了不少当地的风俗和俚语。

正是在阿曼短暂工作的那一年，沈庙成完成了渔政官员和“打鱼人”之间的身份蜕变。他用勤奋、刻苦、用心、执着，交出了角色转变后第一份合格的答卷，打下了自己远洋渔业创业者的坚实基础。

巧立“规则”立咸

在远洋渔业这个行业里，发展较早的发达国家的捕捞船队早已遍及四海。他们制定了所谓的“行业规则”，很多“规则”对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有失公平和正义。我国远洋渔业起步较晚，在这种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不仅要打好基础，而且还要谋求更大的发展。

1995年4月12日，结束在阿曼一年的工作后，沈庙成被调往塞内加尔工作。当时建于1985年的塞内加尔项目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日加工原条鱼百吨的能力和3000吨级冷库的加工厂，有28艘捕鱼船。沈庙成到任后，对内任塞内加尔代表处代表、党支部书记，对外兼任塞内加尔船队公司总经理。沈庙成自己认为从1995年底至1999年初的4年时间，是他一生中受益最大、历练最多的“黄金时期”。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沈庙成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风格和方式，坚持多交朋友少树敌的原则，但关键时刻也绝不能示弱。

有一件事情让沈庙成至今都记忆犹新。他刚到塞内加尔时注意到，只要他们的船一回港，当地方方面面和船有没有关系的人都会到船上向船长伸手索要鱼货。船长不得不疲于应付。即使这样，一旦船上处理不当就会引来或大或小的麻烦。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得到他想得到的货物，竟然挖空心思找毛病，然后暗示船长。船长左右为难，最后只能拿鱼货“喂”了摆平——公司损失了大量的鱼货，还给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为此，沈庙成很快出台了两个强硬的解决办法：对内规定船上无权也不得处理任何一条鱼。如果有当地政府官员索要并为此找麻烦，要求船长在婉言拒绝的同时将有关人员带到公司进行处理。对外的办法是，沈庙成带着翻译人员亲自出动前往海关、警察局、港务局、渔政局等机关登门拜访，逐一对他们进行解释说服，将大道理、小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以求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沈庙成的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我国船只进港后，不再有黑压压的人群前来“光顾”。这不仅减少了公司的损失，也改善了码头的秩序，还让船长省了心，不用再为进港后的“麻烦”事犯愁，只需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备航工作就可以了。

质疑处罚“证据”

和国外的渔政官员“斗争”，策略、胆量一样不能少。沈庙成“一不小心”成为当时首个敢于向塞内加尔渔政局长提出查看处罚证据的外国“打鱼人”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1997年的一天早晨，船队公司的一位塞方管理人员手握一封信匆匆走进沈庙成的办公室。打开一看，原来这是塞内加尔渔政局发出的一封处罚通知书，说公司有5艘船进入禁渔区作业，要对每艘船罚款2000万西非法郎，相当于4万美元。“5艘船就要罚款20万美元。”沈庙成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联系海上指挥进行情况核实，了解到确实曾有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海上指挥估计到有可能是渔政的侦察机，专门通知了在禁渔区附近作业的渔船要远离该区域。不过，即使如此也不排除有个别船只还是被拍到的可能性。“就此认账，还是继续核实此事？”沈庙成的心里斗争不已。毕竟身在异国他乡，站在人家的地盘上，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在此经营发展。可是，沈庙成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还是应该马上去渔政局，核实被拍现场的照片资料。“我们的海上指挥对船队的管理是严格的，船长们不会大胆到大规模进入禁渔区作业。”沈庙成分析认为。而且他觉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去了解一下对方的执法手段和措施，当成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对公司的经营也是百益无害的。另外，即便拍下的现场资料是准确的，他们主动登门了解情况，可以表明自己是认真对待此事，请求对方可否网开一面，从轻处罚。

在约见渔政局长得到同意后，沈庙成在渔政局长的办公室里说明了来意。这让渔政局长大为意外，因为从来没有哪家渔业公司的领导提出要求去看现场拍照资料的。沈庙成无意中成了第一人。进入看照片资料的放映室后，沈庙成也惊呆了。没想到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有如此先进的执法设备，这一趟来得真是不虚此行。看完资料后，沈庙成心里有了底。他提出公司的渔船当时都在禁渔区航行并未违规作业论据，并根据照片图像从理论上进行陈述。这又让渔政局长大吃一惊。后来在沈庙成有理有据的争取下，渔政局经过讨论，发出了新的处罚通知书，免去了3艘船的处罚，对另两艘船减半处罚。沈庙成这一坚决果断的行动，为国家挽回了16万美元的损失。

斡旋扣船事件

1997年10月15日，震惊中外、惊动中央领导的“冈比亚非法扣船”事件发生。因为冈比亚于1995年与中国政府中断了外交关系，由此引发了种种问题。冈方感觉自己的所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又无法找中国政府的情况下，实施报复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先后有5艘中国渔船和43名中国船员在塞内加尔与冈比亚邻海捕鱼时被冈比亚的巡逻艇扣押，其理由是非法越界捕鱼。就在冈比亚巡逻艇抓船过程中，沈庙成第一时间通知了塞内加尔渔政局。恰巧当时塞国渔政执法飞机就在附近海域执行任务，于是迅速赶到了出事海域。飞机不仅拍下了完整的事发现场，还通过无线电通讯手段对冈比亚巡逻艇发出警告。这些虽然未能对解救起到直接作用，但足可以证明渔船的无辜。

在被扣船的400多个日夜里，沈庙成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交涉，运用充分的智慧，为中国政府最终正确处理这起事件提供了基础条件。这和沈庙成平时注重和他们的相处之道也是分不开的。正是经过这样艰苦环境的磨炼，使大家理清了思路、增强了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1999年4月，沈庙成告别了与他朝夕相处4年的中、塞两国的同事，被调往公司驻海外的管理总部——西班牙的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任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副主任，2003年兼任中国水产总公司总工程师。

沈庙成回忆说，在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工作的10年，他们的管理团队每天每一根神经都是绷得紧紧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公司经营项目所在国和区域，环境十分恶劣，战乱、疟疾、海盗、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随时对他们的员工生命构成威胁。确保员工的生产工作安全是他们每天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公司在外发展25年，曾遭遇4次战乱，用他们的渔船帮助中国政府撤侨达1000人次之多；遭遇海盗抢劫的事件无数次；因疟疾医治无效而死亡的也有多人。每发生一起这样的事，都可用刻骨铭心来形容。

如今，中国水产总公司从最初的13艘渔船到现在的250多艘，从和西非合作发展到和三大洋10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从单一捕捞到形成初具规模的产业链，如今成为有中外籍从业人员6000多人、管理总资产近30亿元、管理净资产近20亿元的我国远洋渔业的龙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