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洪章，惠萍镇大同村中心小学校长。1991年8月，18岁的他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原大同乡小学任语文老师。转瞬16年，执着地坚守三尺讲台的他依然手执教鞭，诲人不倦。

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在我们那个年代，上师范是头选。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我被分配到家乡的小学当语文老师，和那些从小立志当老师的人不同，我似乎有些‘顺理成章’地走上了讲台。”眼前的邱洪章夹着一个公文包，谈吐平实，他刚从惠萍镇的学校赶来，额前还渗着汗水，“那时候，我才18岁，而我带的四年级，班上年龄最大的孩子就有14岁，我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开始我的教学工作的。”

成为一名老师，邱洪章看似“无心”，可他却“有心”要干下去。那一年，邱洪章带的五年级班里有个叫胡娟娟的学生，性格开朗，但因本身学习基础差而产生了厌学情绪，邱洪章和当时的数学老师一同为她制定了学习计划，可她却放弃了。到六年级开学缴学费的时候，娟娟来了，她说：“妈妈讲没钱供我上学，我不上学了”。为此，邱洪章两次上门家访，在了解到胡家经济确实困难后，邱洪章便向学校反映，要求为胡娟娟提供困难补助。学校二话没说，免除了胡娟娟的学杂费用，并与娟娟的母亲沟通，让娟娟重返课堂，此后，安下心来的娟娟学习比以前用心多了。

“虽然娟娟最终还是未能通过小学毕业考试，可她也是个好学生。”邱洪章说，“三好学生的评判标准‘德、智、体’中‘德育’所以排第一，就是因为其是最重要的。态度决定一切，成绩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用功学习，劳动勤奋，成绩即便不优异的学生，也是好学生！”

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1994、1995年，教师的月工资还不高，和邱洪章一起从中师毕业出去的同学们很多都辞职下海了。而邱洪章却固守岗位，他说，“我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我是一名老师，不愿意放弃教学”……到如今，坚守三尺讲台的他已走过了16个年头，即使现在身为校长，他还是坚持带一个班的数学，不离开他真心热爱的孩子们。“当时，确是无心从事这门职业，而现在，作为一名老师，我觉得高兴，称不上桃李满天下吧，但许多我教过的学生即便走上了领导岗位还亲热地称呼我邱老师，我觉得满足。”

当老师无论水平如何，有一点不可以缺少，那就是责任心。“家长把孩子托付给老师，我们要把孩子好好地交还到家长手中”，邱洪章说。而这份对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校长的他仍然习惯在放学的时候，巡视一遍校园，看看孩子们是不是都离开了，是不是都已安全回家了。有时在交通繁忙的时候，邱洪章还亲自上阵，指挥起校门外的路面交通。

邱洪章不仅是一名老师，他还是一位11岁儿子的父亲。邱洪章说，“我并不是个严格的父亲，我只要求他做自己该做的，认真学习、孝敬父母，并在家务繁重的时候主动帮忙。我告诉他，我对父母怎么做，你将来也要对我们怎么做。”他就是这么一位以身作则的“好老师”。

什么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2006年，邱洪章担任学校校长。“我现在每天四五点光景就醒了，脑子里盘算一下今天有什么事务要做；6点30分左右，我一般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安排日程表了；晚上，我一个人会静下来想一想今天做了什么，备课、准备材料也一般放在晚上”。

作为一名校长，谈起对这份工作的希冀，邱洪章显得有些忧虑：我们学校今年约有330多个学生，其中近200个属留守儿童，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就更让老师们操心了。我们班上就有这么一个姓何的孩子，她的母亲在日本劳务，父亲在北京打工，她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因为父母都外出赚钱，家庭经济条件转好，而老一辈们又习惯放纵、溺爱孩子，与孩子交流较少，针对这些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学校也时常组织主题班会、六一庆祝会、艺术节等让他们陶冶性情，成熟心智。

邱洪章是一位老师、一位校长、一位父亲，但在他的故事中，似乎并没有教育家陶行知“三颗糖果”的教育理念。在采访中，他似乎也总回忆不起他是如何帮助了学生，帮助了多少学生，他就这么默默地、传统地、平凡地尊重着自己的这份工作，他笑着说，“没有学生，哪来老师，没有好学生，哪来好老师，没有好学生、好老师，哪里来的好校长”。   本报记者   陈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