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回到地方已整整16个年头了，但18年在长山岛的军营生活，直到现在徐守祥仍记忆犹新。他留恋长山岛神奇的传说和美好的风光，留恋在长山岛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留恋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们。
第一次登上海岛
1969年12月上旬，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我终于实现了当兵的愿望。临行前，我们几个新兵一个劲儿地缠着带兵的同志，打听当兵去的是南方还是北方，是沿海还是内地，是城市还是农村。带兵的同志不肯告诉我们，问急了，才透露说是北方。
一路上，我们下了汽车换轮船。15日清晨，经过40多个小时的海上颠簸，轮船靠上了山东的烟台港。听说到了烟台，我们几个启东兵就乐坏了。可是没有想到，刚刚吃完早饭，带兵的同志又带我们登上了部队的大头艇，说还有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部队。
这可苦了我们。那天风急浪高，天气又冷，尽管我们把棉军装穿在了身上，但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最不好受的还是晕船，大头艇时而腾空而起，时而落入波谷，不一会儿，我们就晕得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吐完了食物吐黄水，最后连胆汁也吐出来了。
下午3点多钟，船好不容易靠上了码头。上岸一看，我们个个傻了眼：这是什么地方？四面环水，山高坡陡，杂草丛生，野兔出没，遍地石头，满目荒凉。后来，听老兵讲，这是长岛县的一个村——南隍城岛，面积1.715平方公里，南北约2公里，东西最宽处也仅1公里，它位于长山列岛的最北端。到这样的地方来当兵，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水是苦涩的，用这种水洗头，头发粘成一团，梳都梳不开；用这种水泡茶，不仅喝不出茶味，还涩得舌头发麻。蔬菜种下去以后，不浇水要干死，但浇了水死得更快。最不方便的是交通问题，想出岛，有时10多天都等不到船，来了船，又怕遇上风浪，晕船的滋味可受够了。由于海上运输困难，吃不上新鲜的蔬菜，且经常10多天看不到报纸。
面对这样的艰苦环境，我的情绪一度非常低落。我的老排长潭龙生是江苏常熟人，他是一个很会做思想工作的干部。他给我讲了海岛战略地位，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日、俄、德等侵略者多次把长山岛作为跳板进攻北京，讲到我国历代王朝为抵御异族入侵，都把长山岛作为军事要地派重兵把守；从党和人民的重托讲到历代守岛建岛人几十年如一日，以岛为家，扎根海岛，艰苦创业。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的眉头舒展了，渐渐地爱上了海岛，对海岛的感情发生了变化，看山山秀，看海海美。
第一次受到嘉奖
1970年7月，我入伍的第8个月，在连队的国防施工总结表彰会上，由于我在国防施工中的突出表现，连队对我进行了嘉奖，在10多个新兵中，我是唯一获得此荣誉的。
这一年春节刚过，我所在的高炮连奉命参加打坑道构筑炮阵地的任务。当时的作业条件极其艰苦，打坑道全靠一大一小两把铁锤和一副钢针。打的多是干眼，作业时石粉飞扬。由于没有通风设备，一放炮坑道里就烟雾弥漫，战士们用湿毛巾捂住鼻子，钻进坑道里用衣服往外赶烟。常常不等烟排完，又叮叮当当干了起来，有时被烟呛得受不了了，就到外面透口气再进去干。
我报名参加了打坑道的施工任务，并主动承担了最脏、最苦、最危险的钻炮眼工作，抢着装药、放炮、排险。当坑道掘进10多米时，出现了塌方，1000多立方米的石块塌落下来，把支撑架砸得哗哗响。面对重大险情，我和战友们不仅没有退缩，而且还争着上。尽管我是1.8米的大个子，有的是力气，但一天下来，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一天，我得了重感冒，连长劝我休息，我想到施工任务重，人员少，硬是撑了下来。
稿件第一次被录用
1972年元旦前夕，我到团报道组刚满一个月，接到通知，中央台将要播送我写的《碧海活“雷达”》的稿子，这是我第一篇被媒体采用的稿子。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了好几天。团广播站还特地把这篇稿子作了录音，在全团连续播放了好几天。
在团报道组，我有许多老师。让我最难忘的是政治处老主任张文台。刚到团报道组，我对通讯报道一窍不通，连通讯、消息也分不清楚。正当我一头雾水的时候，张文台找我谈心，他给我讲了他自己当新闻干事的体会，谈了做通讯报道工作的感受。张文台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困只上了两年学，入伍后靠自学成才当了新闻干事。他写的稿子经常在中央一级报刊电台上发表。
张文台不仅在思想上鼓励我，还在业务上帮助我。他一有空就给我上课，从怎样发现报道线索讲到如何提炼主题，又从如何确定角度讲到怎样取个好标题。我的稿子写成后，他还不厌其烦地帮忙修改。为了让我掌握调查研究的本领，他亲自带我下连蹲点，同连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蹲点期间，他经常跟我讲，要当好一名新闻干事，不仅要掌握上情，还要了解下情，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有生命力。在张文台的帮助指点下，我的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我写的稿子经常在部队的《前卫报》、《解放军报》和地方的《大众日报》、《烟台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后来，我调任内长山要塞区宣传处当新闻干事，还被《解放军报》聘为特约通讯员，曾多次被评为军报优秀通讯员。
徐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