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时，我是一名初中生。在抗美援朝号召下，我参军入伍，但是没有过鸭绿江，留在了军校学习。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响应祖国号召，随爱人奔赴遥远的黑土地，开发建设北大荒。

在一个两万人口的农场，我包下了疾病防治以及计划生育工作，既是农场医疗站主任，又是接生员。当时正值全国性自然灾害，一个月，每人只能分配到12斤粮食，在那儿，我的床就是一铺小土坑。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夜里被叫出去接生的情景。我提着产箱，抱着产包，跟在一个戴着狗皮帽、提了一盏马灯的陌生男人后面。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儿？越走我越紧张。后来跨过一条小河，那男人弯腰进了一间小草屋。我跟进去，看见一个产妇躺在连坑席都没有的土坑上呻吟。条件实在太差了，要什么没什么。我只能用冷水洗洗手，用一层产包布铺垫在产妇身下，尽可能做到消毒接生。孩子总算顺利产下来了，母子平安，我也松了一口气。

由于是“光杆司令”，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在各生产队选出30名手脚利索的中年妇女，办了一个学习班，培养一批接生员。血源是妇产科的一个大问题。在很多次紧急的情况下，我先给患者献血，再上台手术。后来，我想了个法子，和化验室同志到各个连队做血型普查，动员大家献血，这样才解决部分血源供给问题。

记得在一个严冬的夜晚，我外出开会刚回来，农场送来一个产妇，因生产时处理不当，胎盘没有剥离而强行牵引，以致子宫脱垂坏死，情况非常危险。转院——天寒地冻、交通不便；不转——手术条件太差。紧急之下，我毅然决定就地动手术，我带了一个护士实施阴式子宫切除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患者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农场，我和大伙儿建立起了鱼水般的情感。每为一个产妇接生好，我就要赶回家为产妇烧锅粥或煮几个鸡蛋。农场的职工、家属对我更是关爱备至。初春，一些蔬菜刚刚上市，他们就会送来让我尝鲜。有时我忙工作回不了家，产妇们就会主动帮我照料孩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我爱人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我成了反革命的臭老婆，许多人见了都唯恐避之不及，可广大职工家属却主动站出来，指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办法保护我。他们一个亲切的眼神、一声关心的安慰，温暖了我的心，使我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在农场的20年，我走遍了每一个生产队，我进过数以万计的小草屋，我曾为多个危重患者献过血。而我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广大职工家属也为我点亮了心中的明灯。想到这些，我都会心潮起伏，久久难眠！

在一个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日子里，一名上海知青生了一个仅3斤重的女婴，如果没有保温箱，这个孩子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可当时的医院，别说保温箱，就连基本的保暖条件都很难满足。我就请人临时做了一只三层的木箱和一只大棉鞋，把孩子先放在棉鞋里，再放在木箱中层，上、下层并排放进热盐水瓶，让箱内温度保持在18℃以上。值班护士每隔一二个小时就得跑到锅炉房换一次热水。就这样，一个早产儿存活了。

还有一次，一个重度窒息的孩子已被接生人员放弃了，我抱起来一看，孩子并没有死亡，就马上口对口施行吸痰，一个多小时后，婴儿才自主呼吸，在强刺激下发出哭声。此时，在我听来，这哭声比天下最动听的交响乐还美。

后来上级医院来调我，我眷恋着这一片黑土地，不愿意离开。领导找我谈话，用服务2万人与服务20万人之比说服了我，我才到了中心医院工作。
当晚年回到启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我觉得一生无怨无悔！
                                   石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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