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辉

1965年，我生在启东县惠丰医院。当时父母亲带着我姐与我挤在一间五芦头砖房内，又过四年我弟报到。五口之家，贫困农户，人多屋小，只能将沟边朝东羊棚旁边搭一小间作为灶间，有时也住人过夜。后来，向我小叔购买了一间五芦头，居住空间相对大了些，也安稳了许多。

幼时，记得电灯逐步普及，花皮线用两只瓷夹板固定在木梁或椽子上，白炽灯悬在离开人头稍高位置。基本都是拉线开关，停电是常有之事。一般不用日光灯，因为很难保证正常使用，有时会亮不起来，也叫“日光灯扑不出”。台灯是自制的，有底座加灯罩的台灯放在抽台或床头柜上，算是奢侈品了。

1983年，我高中毕业，父母考虑假如我落榜就会学手艺寻娘子，没有两间瓦房是万万不能的。于是，四处举债，新盖两间七芦头瓦房。水泥桁料，杂木椽子，未用望板，也没有时兴的拔廊，平铺红砖地面，求得“有”这个档次。当时，大概是方便取水，将房屋建在横河边上。两处房屋隔了六七条泯沟，又南北而坐，相隔200米左右。虽有不便与不甘，但已被踏实和满足所冲淡。

当年，我考上师范，成了跳龙门的“时代骄子”。新盖的两间瓦房就作为我弟的婚房。我谈婚时，父母考虑再三，将原有破旧的两间五芦头换顶漆墙，这样虽小却起看，为提高定亲成婚的成功率做个大动作，有效缓解贫穷引起的内心忐忑。一如新房子，小紧拢来穷开心，一家人以苦为乐，和睦自在。

30年前，很难经常骑两轮车前往7公里外的老宅看望双亲，商定在父母家安装电话。当时，安装电话机需要自费拉线到宅，竖数根电话杆才成。好在后宅人家已装了电话，于是就借杆架线。当然，超过千元的初装费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好像在本队，我父母是第四家安装电话机。通讯的发达，方便了生活，更增进了情感。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盖楼房渐成趋势。1995年，亲人们商议，将分散两处的房屋撤除并到老宅基地块盖楼。楼房为三底两层，旧房能用之料应用尽用。盖什么样式的房子是有很深时代烙印的。现在是套间式，当时基本都是前后一个隔断，直角落秃，厕所依然是住房外面的坑棚，自来水龙头装在主屋门外场心里。

不管怎样，先前宣传幸福生活的模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成现实。不但如此，还不断提档升级。现在，乡下的两层楼后面做了化粪池，楼内装了抽水马桶、吊了天面、有了淋浴房、装了空调、按了纱门窗，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灯是节能型，停电倒是成新鲜事了。电话由固定变成移动然后智能，而且老年人也人手一部。特别是交通工具由鲜有的两轮自行车换成两轮机动车再到四轮汽车，真是想也不敢想啊。我父母育有两儿一女，一脉相传的三代亲人共拥有7辆汽车。时间前移2年多，我父亲因病离世前，一直唠叨：“过去穷来奥话起，现在恁幸福，我活到将近80岁，快要死了也满意来害厉个了。”

我母亲今年82岁，行走不太方便，基本不再下地干活，自理能力也在不断减弱，但是她乐观生活，悦纳小康带来的一切。每当我问起还需要什么时，她总是开心地数说自留地里的素菜、冰箱里的荤菜，隔着话筒听得出她有着“吃弗通、用弗通”的满足，更有晚辈看望她的欣慰，心安神怡的自乐。每当说起老年金增加、免费体检、助老上门服务、老年机受赠、医疗保险等等，母亲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5月15日，我回家看见老母亲正在进宅路旁拔草。她说：“快要卫生检查，拔拔草，搞搞卫生。”还期待道：“朝南第三只埭在拆迁，听说要建公园。我俚估计再过两三年也要拆了。”我笑着说：“已经满干净了。”“拆迁的话，一道住特汇龙镇。”她开心地说，“我结婚做债一直到60岁。来是开心来，要啥有啥！”